86年前，吕梁山下一位名为白改华的少女加入了抗日游击队。滚滚硝烟中她长大成人，血雨腥风里她失去至亲。当时代的洪流带着她从晋绥边区来到巴山老区，几十载不变的乡音里藏着她对远方最执着的牵念。青春的花儿虽在岁月风霜中渐渐凋零，明媚鲜艳的色彩却在血液里久久散发温香。

白改华手捧纪念章，回忆抗战经历。新华社资料片

　　加入游击队，她是最勇敢的战士

　　“秋风凉又凉，谷子黄金黄，今年收成好呀谷满仓。全凭那八路军呀保住了家乡……”今年8月，白改华将满100岁。这首唱了一辈子的歌谣如同一道记忆的传送门，每每唱起，便见烽火连天。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9月，八路军第115师、120师、129师分批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作为八路军总部和三大主力师的所在地，山西成为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前沿阵地。

　　根据中央关于开辟敌后战场、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八路军第120师开赴晋西北地区兴县、岚县一带，当地抗日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到1938年1月，第120师已发展到2.5万人，晋西北各县都建立了1000至2000人的抗日自卫军或游击队。

　　这一年，兴县固贤乡甄家庄村23岁的高银洞完成了两件人生大事：一是如愿参加了八路军，当上了第120师侦察连的侦察员；二是娶了同村的姑娘白改华。

　　这个媳妇虽然年纪小，志气却很大。她性格泼辣、聪明伶俐，不仅识得字，还有一双没有缠过的大脚，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男人能打日本鬼子，我也能！”小女娃从嫁到高家第一天，盘算的就不是柴米油盐，而是怎么上战场。

　　在丈夫的引路下，她加入了固贤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带领姐妹们识字、扫盲，照料伤员。她们还办起了固贤区纺织合作社、支前服装厂，许多个夜晚飞针走线，为前方的战士做军鞋、制军装。她还向组织提出申请，加入兴县第四区（固贤区）游击队。

　　想参加游击队的人很多，白改华至今记得那场“考试”。“部队的干部问了我们三个问题，我答得最好。”今天她仍带着几分得意，对此津津乐道。“其中有个问题是‘当兵为啥’，我说的是‘保卫国家’。”

　　加入游击队，少女成了真正的战士。

　　凭借一双灵巧的大脚和聪明的脑瓜，她很快当上了游击队长。

　　她记得1939年4月11日，吕梁山上的杏花开得正艳，她在这一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首尘封岁月，惊心动魄的日子又在血液里激荡。

　　1940年，日军对晋西北进行大规模“扫荡”。为了让村里群众安全转移，白改华带领游击队想方设法拖住敌人。游击队能用的武器装备少，还要尽量避免正面交锋，她决定在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上埋下地雷。

　　可鬼子很警觉，怎么才能诱敌上钩？白改华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她和游击队员们在一片开阔地上埋下地雷，盖好土后故意在旁边留下脚印，随后便埋伏在一旁。

　　不多会儿，来了十几个鬼子，地上的脚印让他们放松了警惕，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地雷阵。“轰隆隆”几声惊雷，鬼子被炸得血肉横飞，林间被震落的树叶簌簌地落在她身上。

　　随着战事发展，驻扎在吕梁山区的八路军军粮日益紧张，筹集粮草成为游击队新的任务。敌后群众悄悄省下自己不多的口粮送给八路军。白改华则一次次潜入敌占区，从鬼子眼皮子底下筹集抗日军粮。

　　在当时的敌占区，日军掌控了村民的粮食。但支持抗日的敌占区村长早就跟八路军约定好，需要粮食的时候就写一张纸条让人带进来，村长再以村民需要粮食为由向日军要粮。

　　往脸上抹上一把灰，挎上一只小竹篮，每回进入敌占区，白改华都化妆成走亲戚的农妇，用这样的打扮骗过了多次盘查。

　　进到村里，摸到村长家，交出筹粮条。待粮食备好后，她又组织游击队趁着鬼子巡逻换岗把粮食运出村，交给接应的八路军战士。

　　并非每次的任务都顺利，有一回她就遇到了危险。

　　面对鬼子的大声责问和架在脖子上的冰冷刺刀，白改华没有惊慌。“那次身上没带筹粮条，及时出现的村长赶紧为我解了围。”回忆往事，她紧锁眉头。

　　敌人一次次“扫荡”，老家和周围的村子无不经历过“三光”，丈夫在前线冲锋陷阵，白改华则在敌后带领游击队员袭扰日寇的后勤补给线、破坏通信设施、潜入敌占区送情报。

　　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出生3个月便夭折了。面对敌人的一次次扫荡，他们来不及悲伤，又各自走上自己的战场。

　　1944年冬天，高银洞与两名战友乔装潜入岚县敌占区。日军当天正在一个院子里开会，三人装成百姓去听，高银洞被汉奸认出，只好藏进老乡地窖。

　　敌人很快包围院子，向地窖内投掷点燃的柴火，烟雾呛人，逼得三人从地窖中爬出，两名战士拔枪自尽。高银洞来不及拔枪，被敌人摁住了双手。

　　被俘后，高银洞受尽酷刑，被活活折磨致死，直到牺牲也没有吐露八路军任何消息。

　　这些情况，都是抗战胜利之后白改华才知道的。那些日子里，她每天跑到山坡上朝着丈夫牺牲的方向号啕大哭，哭得精疲力竭才下山。

　　“高银洞，兴县甄家庄人，120师司令部侦察连排长，1945年3月13日在岚县贺家南沟侦察敌情时被敌捕杀。”今天的兴县烈士纪念墙上只有这样一句简单的记载。

　　对于白改华来说，她的青春因为丈夫的离去，戛然而止了。

　　换下戎装，她是最坚强的母亲

　　1948年，另一位战士杨明臣走进了白改华的生活。

　　杨明臣来自四川巴中，1933年参加红军，后参加八路军，在山西对日作战时英勇负伤，曾经4次在战斗中受伤，右手和右腿多处骨折。

　　组织有意撮合他们，白改华后来嫁给了杨明臣。

　　1955年，杨明臣由于身体不适，向组织提出退休回老家休养。带着战功和满身的伤痕，他和妻子回到巴中。部队考虑他行动不便，还特地奖了他一匹战马。

　　从曾经硝烟弥漫的吕梁山，翻山越岭来到大巴山，白改华悉心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生下七个子女，投身柴米油盐。

　　女游击队长的传奇故事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街坊们只知道，这位操着浓重外地口音、每天忙忙碌碌的妇女是一位老红军的家属。

　　1968年初，杨明臣旧疾复发，撒手人寰。

　　那时全家只有21岁的老大杨秀珍刚刚参加了工作，最小的老七才4岁。还有一个残疾的老六时时需要人照顾，所有的重担全压在白改华身上。

　　多年来，因为通信不便，她与远在山西的组织断了联系，她自认“脱离革命工作”多年，不好再给组织添麻烦，一家人就靠着老杨不多的遗属生活补贴咬牙度日。

　　生活，成了白改华的另一个战场。

　　在大姐杨秀珍的记忆中，母亲从没有歇息的时候。为了让家里的老母鸡多生几个蛋，她常常跑到街边捡拾菜叶，到田间地头寻找落下的粮食。为了补贴家用，她还去棉麻公司领回麻线搓麻绳。

　　“无数个夜晚，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不停地搓啊搓，搓久了，眼睛和鼻子被煤油灯熏得黢黑。十斤麻绳要搓上一个月，妈妈一双大手上老茧越来越厚。”讲到心酸处，杨秀珍潸然泪下。

　　但纵使生活艰辛，母亲也一直不忘帮助别人。

　　“当时我们一家住在‘红军院’，很多人以为我们住在这里生活条件就比别人好，灾荒年时不时有人上我家讨饭。他们不知道我们都没有父亲了，日子并不好过，家里吃饭的嘴多，一坛泡菜两三天就吃完了，即使这样妈妈还尽量把家里的米面分一碗出来给他们。”杨秀珍回忆道。

　　母亲也一直告诫儿女们要谨言慎行，不能辱没老红军父亲的光荣。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相继长大成人。

　　老大嫁给了军人，老二、老三都进了部队。如今，除了发生意外早亡的老四和一直生病的老六，五个子女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各有建树。家族开枝散叶，人丁兴旺，老人一家已五世同堂。

　　找回党籍，她有最赤诚的初心

　　在巴中生活几十年，白改华一直乡音未改，闲时兴之所至，她会哼唱家乡的民谣，唱得最多的就是那首《快缴公粮》。每当唱起它，便两眼放光。

　　1993年9月，70岁的白改华在大女儿陪伴下，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

　　房前屋后的枣树、儿时住过的窑洞仍在。见到当年妇救会的姐妹，虽已皱纹满面，两鬓如霜，却仍叫着彼此乳名，一声声乡音未改，一把把老泪纵横。

　　她还去了高银洞的牺牲地，默默地站了很久很久……

　　牺牲的人永远是少年，留下的人尝尽了人间滋味，早已白了头。

　　那一次，她还见到了自己当年的两位入党介绍人杨成树、甑茂源。

　　一只断线多年的风筝，终于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杨甑二人证实，白改华于1939年4月1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甑家庄村委会、固贤乡政府、兴县民政局出具证明：白改华曾任固贤区妇救会主任等职，创办纺织合作社、支前服装厂，征集公粮、纺纱织布支援前线，还到一线参与送情报、埋地雷、剪电线、救护伤员等抗日救国活动。

　　至此，白改华的英雄往事浮出水面，儿女们也终于明白，母亲不老的歌声里，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2021年10月26日，巴中市委组织部同意恢复白改华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4月11日连续计算。

　　2021年11月11日，在自己家中，老人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握拳，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那一刻，她的思绪又飞回到吕梁山下，当年的滚滚硝烟和血雨腥风一帧一帧地倒转，让她泪流满面。

　　从花季少女到鲐背之年，岁月改换了青春的容颜，从吕梁山到大巴山，中国已换了人间。只有铮铮誓言如江河流淌，如大山静默，一直未变。（记者 吴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