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橘子洲头，青年毛泽东艺术塑像目光坚毅望向远方，眉头微微皱起。

  97年前，33岁的毛泽东尽管“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却发现自己对农民运动的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

  于是，他冒着深冬的严寒回到家乡湖南，辗转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寻找答案。历时32天，行程700余公里，一万七千余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调查研究的经典。

  回望百年奋斗史，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刚刚过去的2023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对于成长在网络时代的当代青年，调查研究是陌生的。为什么要重视调研？去哪里调研？怎么做好调研？

  这个冬天，新华社湖南分社“90后记者调研行”的3名青年记者，踏上了青年毛泽东走过的调研之路。他们寻访旧址、叩开农家，走进历史又回到当下，在时光交错中找到了青春的答案——

  我们以一段特殊的行程，为2023年画上了句号。

  湘潭县、湘乡市、衡山县、醴陵市、长沙县……我们花了近一个月，走完了一段镌刻在历史深处的调研路。

  一路前行，一路思考，在田间地头，在农家屋场，不断寻找历史的印迹，试图解开心中关于“调查研究”的困惑。我们一次次“遇见”了97年前的那位“同龄人”——33岁的青年毛泽东，帮助我们找到了答案。

  2023年11月17日，记者在韶山市韶北村采访农户。杨雷 摄

  走到“树下” 遇见群众

  出发的第一天，我们遇见了一棵700多年的白果树。

  1927年1月5日，正是湖南最寒冷的时节，毛泽东在湘潭县城考察后步行来到韶山银田寺。

  在这棵白果树下，他向社会各界200多名代表做了形势分析和动员演讲，随后在银田寺白庙的正厅里主持召开了30多人参加的调查会。

  几天后，在衡山县福田铺乡，我们又遇到了一棵200多年的古樟树。

  这是位于衡山县福田铺乡的古樟树，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毛泽东曾在樟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谢奔 摄

  1927年1月17日，毛泽东在这棵樟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当地农协干部和农协会员共600余人到场参加，他站在树下发表了激情豪迈的讲话。

  相隔近百年，如今当地百姓已无法向我们清晰讲述当年的细节。不过，毛泽东在树下“开大会、斗地主”，几乎人人知道。

  为什么总是选择在树下开会？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毛泽东曾说，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能感到有生命。过去，“村头一棵树”往往是老百姓闲时聚集聊天的第一去处，走到树下，便能遇见群众。

  根植沃土，其叶方茂。行程中，我们反复翻阅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常常被其中鲜活生动的语言吸引，至今读来仍有力量——这是深扎土地迸发出的活力。

  “到群众中去”同样是新华社记者的职业信条，但与青年毛泽东相比，年轻的我们深感自身存在差距——

  如今的银田镇政府，与银田寺的白果树只相隔一条马路。我们不禁设想，如果是今天的我们来到这里做调研，就算要召开村民座谈会，大概率也会选择在镇政府的会议室里。

  这是2023年11月16日在韶山市银田镇银田寺拍摄的银杏树。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寺内召开调查会，并在银杏树下发表演讲。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余春生 摄

  我们总说，到了乡镇、进了农村，就是打通了调查研究的“最后一公里”。殊不知，从会议室到树下的距离，就是“最后一公里”里的“最后一百米”。

  当然，也要避免调研的形式主义。行走中，我们也听到一些干部群众吐槽，一些部门热衷于形式上的调研——队伍轰轰烈烈，行程走马观花，报告他人代写，图漂亮、图热闹，最终却调而不研，对实际工作无益，引发基层反感。

  有基层干部反映，组织“屋场夜话”，出发点是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倾听真实民意，但“只搞了两期就没有再办”，原因是内容枯燥呆板，老百姓提不起兴趣，而老百姓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又难以通过形式上的“夜话”解决。

  调查研究不是为了摆摆样子、拍拍照片，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才是最终目的。

  急难愁盼在哪里呢？答案在群众中间。

  “重走调研路”的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把目光直接投向群众，而是转头寻找专家，获得的信息很多，但并不鲜活。还有一些调研中，为了解整体情况，我们有时习惯于先找政府部门“要材料”，有时却反而造成“报道跟着材料走”，落入窠臼，失去了新发现。

  回想过去的调研，有时我们会过于“依赖”专家的观点、官方的总结，追求报道“从权威出发”，解剖麻雀、以小见大的案例式分析研究能力却逐渐弱化。

  2023年，我们连续四个季度在《新华每日电讯》写下在三湘四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回想起来，最难忘的恰是与春耕备耕的勤劳农户、开办民宿的留守老人、普及科教的村小老师等长谈的那些片段……他们每个人都能结合自己的生活、工作谈出很多鲜活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从会议室的座谈会里来，也不从政府部门的材料、专家的研究报告里来。

  到群众中去，倾听最基层的声音、记录最真实的诉求、直面火力最集中的“吐槽”，无论在当下还是过去，仍是深入、读懂基层的最佳方式。

  在一次次调研中，纵观每一片农田的四季变化，每一棵古树的繁盛生机，我们加深对湖南农村的认知了解，也更深刻感受到很多基层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愁所盼。

  在村口的大树下，我们仿佛触摸到了调查研究的一块基石。

  叩开农家 直抵现场

  醴陵市东富镇，东富寺。青砖红墙的庙宇矗立田间，墙面被时光篆刻下斑驳印记，见证着这片热土的激荡变化。

  这是当时的醴陵南一区第一乡农民协会所在地。1927年2月1日，农历除夕，毛泽东从醴陵县城出发，迎风冒雪徒步十余公里，来到东富寺，继续农民运动考察。

  在这里，他召集农协干部座谈直到深夜，在群众大会上向700多名农民群众慷慨演讲，广泛访谈各阶层人士……通过直接深入老百姓生活中间的实地考察，他获得许多在省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第一手资料。直击全国农民运动第一线，用大量具有“现场感”的细节生动还原了这场农村变革。

  沿着青年毛泽东的调研足迹，探寻他在调研过程中的细节故事，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到：到现场去，去掌握最核心的新闻事实，应该作为年轻记者开展调查研究、做好新闻报道的“第一等要事”。

  现场在哪里？在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中。

  这次“重走调研路”，我们在出行前就计划关注“三农”领域的重点话题。受到青年毛泽东的启发，我们直接去到田野中，寻找农民聊当前粮食生产的喜与忧；去到村党支部与村干部聊基层减负的实施情况；走进村卫生所向村医了解基层医疗保障状况；叩开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的家门，看脱贫群众的生活……

  不仅要听，更要看，要实地深入到生活中去看——这让我们对当前“三农”的热点、痛点问题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回想起我们此前做过的新闻报道，一些稿件得益于“现场直击”“记者亲历”才打动人，也有不少时候犯了“材料依赖症”，嚼了“别人吃过的馍”，导致所写索然无味，所思片面粗浅。

  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是调查研究的“活样本”——

  行程中，我们听到了青年毛泽东与佃农张连初促膝长谈的故事。

  1926年，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通过与张连初的交流，深度了解佃农的生产与生活情况，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如今，翻开这本12页的报告，我们清晰看到张连初一家三口全年生产生活的全部收支、结余状况。

  这份报告带给我们很大启发。从走近群众到走进群众，再到走进群众真实的生活，是一步步靠近真理的过程。

  在衡山县福田铺乡，我们来到48岁的村民李大姐家中，坐在灶台旁，与她聊了一整个下午，只为了算一笔细账。

  她与丈夫经营一家米粉作坊，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整理货物，流动赶集，一斤米粉只能挣上8毛左右的利润。我们详细询问了她一家的收入、开销，了解她衣服的价格、燃气的费用、小货车的油耗……对部分农民来说，医疗保险、猪肉价格、车辆油费等细碎的生活成本也是影响获得感的重要因素。

  从李大姐家出来后，我们感到，双脚终于“踩”实了，真正站稳在农村大地上！

  97年前，青年毛泽东通过这种方式，叩开一户户农家的门，记录农民群众最真实的生活。现在，我们效仿他的办法，也为“再挖一锹”深入报道做了认知积累。

  沿着农民运动考察的历史现场，观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一现场”，我们在“90后记者基层行”的行走过程中，逐渐建构起对农村的认知，更向基层的干部群众学习到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的宝贵方法。

  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到现场去”，去扎根到最真实最生动最热气腾腾的大地。

  善用巧劲 找到关键

  遇见李大姐前，路途中的我们经历过一段纠结。

  在衡山县福田铺乡，毛泽东当年的调研旧址只剩下那一棵香樟树。

  “怎么办？刚来十分钟，难道现在就打道回府？”我们三人一脸茫然。经过商量，我们决定“既然来了，那就去村里找农户聊聊吧！”

  在这趟调研路上，“这个选题要怎么做？”“我们要采访谁？”“稿子怎么写？”的迷茫感不时向我们扑面而来。

  但我们一次次发现，只要找人聊起来，很多焦虑就消解了大半。关键是——找谁聊？

  随机入户，与不同群众交流，可能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广撒网的“笨办法”。但对于不太熟悉农村的我们而言，这是帮助我们构建基本认知的重要手段。

  这也是青年毛泽东做调研时常用的方法。在福田铺的两天一夜，毛泽东既和干部群众了解了福田铺农运斗争及农民禁赌、禁鸦片、开展诸禁活动的情况，也走访了当地几家南货、绸布店，详细调查了商店的营业额捐税、供销行情等经营及开支情况，收获了丰富的一手材料。

  不可否认，这种办法是比较费力的。我们在有些调研中常常采了“一箩筐”的素材，结果被素材所困，找不到报道的方向。

  毛泽东也认为，在调研过程中，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观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费了时间，一事无成，“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

  沿着他的足迹前行，我们发现，青年毛泽东在“广撒网”的同时，也讲究技巧。他不仅是到群众中去、到现场去广泛地收集材料，更善于找典型样本，抓住关键对象。

  1926年，青年毛泽东选择佃农张连初并非偶然。当时张连初正值壮年，家庭生活条件尚可，但他在全年无休、风调雨顺、家中无人生病的情况下每年仍入不敷出，可以想见中国大部分佃农的生活实际是更苦的，“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

  正是通过对张连初这个典型样本分析，毛泽东才了解到中国大部分佃农的实际生活状况。

  我们寻访发现，青年毛泽东的足迹常常停留在祠堂、庙宇等地，他在这些场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开调查会。

  在他看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调查会上，毛泽东并不用“广撒网”的方式搞座谈，他认为，“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

  在醴陵市沈潭镇沈潭社区卫生室里，一张薄薄的表格，系统地展示了村里困难群体的健康状况。与村医刘新武的对话中，我们快速摸清了村里的基本情况和村民收入水平，讨论出许多潜在题目。

  如何才能找到关键？答案就藏在毛泽东出发之初。

  在一个个历史陈列展馆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对“如何看待与如何对待农民运动”的思索与追问，要回答清楚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这种问题意识，让他在调研中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回想起以往某一次“90后记者调研行”，我们出发前的问题意识少了些，调研聚焦的能力就弱了些，导致调研更多停留在“调”的层面，“研”的力度则不足，导致与具有典型性的情况“擦肩而过”。

  深入群众、抵达现场是找到关键对象、关键现场的前提，而带着问题去“抓关键”便于我们更高效地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的规律，更好地认识事物的核心。

  行程结束，写下这篇文章时，我们尚不敢说已然领悟到青年毛泽东做调查研究的精髓。

  我们深知，调查研究博大精深，常学常新，常练常深，我们大概只窥见了冰山一角。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力量穿越时空，焕发光彩。调查研究的力量，在新时代依然直抵人心。这条路，我们将一直走下去。（记者余春生 阮周围 谢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