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包括“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在内的封泥1100多枚。考古专家指出,这些封泥本来是古时防止文书被私拆的“一把锁”,如今成为研究汉代西南地区政区建置、职官制度、滇国政权性质及其与中央王朝关系的“钥匙”。
考古工作者在检查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资料图)。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封泥是古代简牍文书或物品捆扎结绳处的泥团,通常盖着主人印章,既能标识来源,又能防止被私拆。”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
封泥最早出现于战国,盛行于秦汉,魏晋之后简牍逐渐被纸张替代,封泥失去用武之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蒋志龙介绍,2019年以来,河泊所遗址出土封泥1100多枚,包括官印封泥、私印封泥、道教封泥和无字封泥,数量在我国封泥发现史上居于前列,在云南考古史上属首次发现。根据封泥文字及同步出土物判断,其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时期。
这些封泥多数出土于一个河道废弃堆积的灰烬堆中。灰烬堆还有大量炭屑和炭化木条,推测为官方文书资料集中销毁场所。考古队员、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后杨薇说:“官方文书资料会采取焚烧、填埋等方式集中销毁,在焚烧过程中,封泥发生陶化,所以被保留下来。”
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的两枚官印封泥(拼版照片)。(照片均由该项目负责人蒋志龙 提供)
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的两枚私印封泥(拼版照片)。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包括一枚“滇国相印”封泥,这是出土文物首次出现“滇国”两字。蒋志龙介绍,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侯国的相、丞、尉等官员由中央任免。“滇国相印”封泥表明,汉朝赐滇王王印、令滇王复长其民的同时,在滇国设立滇相等官员直接治理滇国,对滇王形成制衡。这对认识滇国政权性质及其与中央王朝关系提供了实物证据。
其他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及“建伶令印”“滇池长印”“同劳丞印”等,涉及益州郡、犍为郡、越嶲郡、牂牁郡和滇池县、建伶县、铜濑县、律高县等郡县区划近30个,包括益州郡下辖24个县中的20个县名,涉及刺史、太守、守丞、都尉、长史、县长、县令、县丞等官职名称10余种。这些封泥是中央王朝在云南行使治权的实证,同时证明河泊所遗址为益州郡郡治,其官员衙署应该就在发掘地点附近。
私印封泥与官印封泥同出,印文有“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涉及数十个人名,专家推测这些人名是官员名字。从印文来看,既有张、王、李、赵、宋、高、陈等常见的汉姓,也有诸如“幻雍”等疑似少数民族汉语姓名。这为研究汉代官员选用制度提供了资料,也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有力证据。
蒋志龙表示:“封泥和印章互为表里,为研究汉代西南地区行政区划、职官制度等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记者伍晓阳 严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