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铭》（局部）黄庭坚

黄庭坚像

关于黄庭坚第一次拜谒苏东坡的时间，二人的诗文皆没有明确记载。黄庭坚《题东坡像》只说是“元祐之初”，苏东坡《题憩寂图并鲁直跋》说，元祐元年正月十二，苏东坡、李公麟为柳仲远作《松石图》，黄庭坚赋诗，说明二人初次见面的时间，不会晚于这一天。此时距离黄庭坚写信给苏东坡，已经过去了八年。

师生情重 互评书法风格妙语连珠

　　他们的身影，被记录在李公麟《西园雅集图》中。这一水墨纸本长卷上，描绘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晁补之等人在王诜的西园进行雅集的场景。笔者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写过：“从《西园雅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不同的文艺组合，比如‘三苏’中的两苏（苏轼、苏辙）、书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在中国的北宋，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就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
　　那是他们生命中的黄金岁月，他们终于可以面对面地畅谈艺术人生。他们互相唱和，争胜于毫厘之间。他们彼此激赏，又互相“挑刺儿”。苏东坡说黄庭坚：“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蟹贝类海鲜），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黄庭坚对老师也非一味奉迎，而是认为苏东坡“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彼此之间如此直率，说明二人的情感，已达深度默契。最经典的，莫过于他们彼此评论对方的书法，一个像“树梢挂蛇”，一个像“石压蛤蟆”。苏东坡是这样说的：“鲁直近日所作字书，虽清新劲拔，但用笔过于瘦弱，就像树上挂着蛇一样。”黄庭坚不示弱，说：“先生的字我固然不敢随便评论，但有些地方觉得太局促，写得太扁平，很像石头下压着的蛤蟆。”说罢，二人相对大笑。
　　这个以苏东坡为首的政治—文化“团体”，历史学家把他们称作“蜀党”。用欧阳修《朋党论》话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黄庭坚与苏东坡，就属于“以同道为朋”的“朋党”。
　　可惜，那样的光景，只是昙花一现。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太皇太后过世，宋哲宗亲政，把烙饼又翻了个个儿。太皇太后喜欢的“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被逐出朝廷，“新党”（变法派）又被请了回来，被奉若神明，王安石实施过的那一系列政策法规，像“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在销声匿迹很多年后，又卷土重来。
　　苏东坡的死敌章惇像胡汉三一样回来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他被任命为宰相，苏东坡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被贬知英州，八月再贬惠州，去了遥远的岭南。作为一条绳上的蚂蚱，黄庭坚也被贬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别驾，黔州（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安置。
　　黄山谷，真的要跌到他人生的深山低谷。
　　接到命令时，身边人都忍不住大哭起来，唯有黄庭坚神色自若，倒头大睡，鼾声响彻屋宇。

“旧党”代表 知天下大义持儒家理想

　　既然宋代屡次变法，目的是施惠于百姓，为何始终不能成功？宋仁宗没有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仁宗以后皇帝又走马灯似地变更，“一朝天子一朝臣”，使王朝政治没有连续性，加上王安石在策略上的失误，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最重要原因却不在这里，而在于变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变法的目的是为民争利，从哪里争呢？只能从各级官吏的手上争。但靠谁来争呢？也只能依靠官员来争。前面说过，宋初广授官职，加上不断扩大科举录取规模，让官场从业人员迅速膨胀。这一方面增加了“道学型”官员的数量，为王朝政治输入了更多的正能量，同时也增加了“职业官僚”的数量，使他们盘根错节，形成利益集团，为一己私利，上欺天，下虐民。变法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二者的力量对比。固然，在权力顶层，在金字塔尖上，变法派可以拉起自己的队伍（其实也成分不纯）。在基层，在金字塔的塔底，却充斥着“职业官僚”，他们习惯了常规化的行政程序，习惯了多年积累出的“人脉”，所有的利益关系，都是他们长期打拼、“奋斗”的成果，有人动他们的奶酪，他们一定会拼命。
　　因此，历次变法中，执行改革的人，实际上就是应该被改掉的那批人。这使他们成为“双面人”，可以两面讨好，八面玲珑，更理直气壮地“欺天”，更肆无忌惮地“虐民”。变法非但不能摧毁他们，相反会助长他们的势力，让他们为所欲为。为变法买单的，只能是老百姓。从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变法到清末“新政”，封建王朝的变法几乎没有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
　　《戒石铭》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没有了“民膏民脂”，“尔俸尔禄”又从哪里来呢？因此，《戒石铭》非但不能对官员们起到警示作用，反而成了官场遮羞布，有它“装点门面”，官员们可以更放肆地“虐”，更大胆地“欺”。
　　到南宋，甚至有州县官员在《戒石铭》每句后面各添一句，变成这样：

尔俸尔禄——只是不足；
　　民膏民脂——转吃转肥；
　　下民易虐——来的便著；
　　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皇帝极力推崇的《戒石铭》，在官员嘴里成了调侃的对象。
　　他们以戏谑的方式，向庄严正大的“十六字方针”发出挑战。
　　因此，无论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还是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为代表的“旧党”，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个“党”，一个知天下大义、持儒家理想的“党”，与他们对立的，是“好利禄”“贪财货”的“党”，其实就是以“职业官僚”组成的利益型“朋党”。
　　从实力对比看，后者明显强于前者。正因如此，“道学型”官员（“道学朋党”）固然有理想、有才华、有品德，甚至有皇帝、太后的恩宠，看上去什么都有，却依然逃不脱悲剧性的命运。
　　原因是在这个朝代里，官僚文化已树大根深，小人政客游刃有余，有人说“宋朝是官员的乐园”，其实是官僚的乐园，不是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这些具有理想人格者的乐园——他们的乐园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是精神世界里的乐园。这个乐园，一般人进不来。对绝大多数官僚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头顶乌纱、腰里银子更加重要。人为利来，人为利往，利益让人变成虎狼。
　　所以，他们身穿官袍，手把经卷，道貌岸然，内心却无比凶狠。

手书《砥柱铭》 表达对圣主的渴求

　　至于“新党”还是“旧党”，已经根本不重要，在他们眼里，变法是可笑的，反变法是滑稽的，需要“新”他们就“新”，需要“旧”他们则“旧”，王安石上台，他们就巴结王安石，司马光主政，他们就讨好司马光，他们不新不旧，亦新亦旧，时新时旧，在新与旧之间闪展腾挪，如入无人之境。变法与反变法，已经不是政治立场的对垒，而早已沦为利益得失的生死搏斗。或者说，无论“新党”上台，还是“旧党”得势，他们都不会伤到皮毛，他们的利益都固若金汤。
　　世间已无《戒石铭》，世间却有《砥柱铭》。《砥柱铭》是唐代宰相魏征的一篇名作，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到黄河之畔祭拜大禹，在黄河中的砥柱石上铭文祝祭大禹的历史场景。铭文的内容是：“大哉伯禹，水土是职。挂冠莫顾，过门不息。让德夔龙，推功益稷。栉风沐雨，卑宫菲食。汤汤方割，襄陵伊始。事极名正，图穷地里。兴利除害，为纲为纪。寝庙为新，盛德必祀。傍临砥柱，北眺龙门。茫茫旧迹，浩浩长源。勒斯铭以纪绩，与山河而永存。”
　　魏征《砥柱铭》，行文雄浑壮丽，不是宋儒的叽叽歪歪可以比拟的。他歌颂大禹，当然也捎带着拍了李世民的马屁，估计李世民看到这样的文章，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黄庭坚手书《砥柱铭》，出于对魏征的景仰，也有对圣主的渴求。
　　魏征直言进谏，李世民从善如流，二人相得益彰，才成就了贞观盛世的壮丽图景。这样的盛世，黄庭坚一辈子没有看到。
　　黄庭坚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这五朝，是新旧两党矛盾交织的五朝，是政治风向飘忽不定的五朝。
　　黄庭坚就像一片风雨中的树叶，被时代的风雨夹带着，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方向。对于一个“理想型”“道学型”士大夫而言，那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时代，所以黄庭坚手书《砥柱铭》，在去世的前一年又手书《汉书》中的《范滂传》。（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