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清劲的黄庭坚: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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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05/31 10:37:38
来源:华西都市报

用笔清劲的黄庭坚: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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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铭》(局部)黄庭坚

黄庭坚像

关于黄庭坚第一次拜谒苏东坡的时间,二人的诗文皆没有明确记载。黄庭坚《题东坡像》只说是“元祐之初”,苏东坡《题憩寂图并鲁直跋》说,元祐元年正月十二,苏东坡、李公麟为柳仲远作《松石图》,黄庭坚赋诗,说明二人初次见面的时间,不会晚于这一天。此时距离黄庭坚写信给苏东坡,已经过去了八年。

师生情重 互评书法风格妙语连珠

  他们的身影,被记录在李公麟《西园雅集图》中。这一水墨纸本长卷上,描绘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晁补之等人在王诜的西园进行雅集的场景。笔者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写过:“从《西园雅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不同的文艺组合,比如‘三苏’中的两苏(苏轼、苏辙)、书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在中国的北宋,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就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
  那是他们生命中的黄金岁月,他们终于可以面对面地畅谈艺术人生。他们互相唱和,争胜于毫厘之间。他们彼此激赏,又互相“挑刺儿”。苏东坡说黄庭坚:“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蟹贝类海鲜),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黄庭坚对老师也非一味奉迎,而是认为苏东坡“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彼此之间如此直率,说明二人的情感,已达深度默契。最经典的,莫过于他们彼此评论对方的书法,一个像“树梢挂蛇”,一个像“石压蛤蟆”。苏东坡是这样说的:“鲁直近日所作字书,虽清新劲拔,但用笔过于瘦弱,就像树上挂着蛇一样。”黄庭坚不示弱,说:“先生的字我固然不敢随便评论,但有些地方觉得太局促,写得太扁平,很像石头下压着的蛤蟆。”说罢,二人相对大笑。
  这个以苏东坡为首的政治—文化“团体”,历史学家把他们称作“蜀党”。用欧阳修《朋党论》话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黄庭坚与苏东坡,就属于“以同道为朋”的“朋党”。
  可惜,那样的光景,只是昙花一现。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太皇太后过世,宋哲宗亲政,把烙饼又翻了个个儿。太皇太后喜欢的“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被逐出朝廷,“新党”(变法派)又被请了回来,被奉若神明,王安石实施过的那一系列政策法规,像“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在销声匿迹很多年后,又卷土重来。
  苏东坡的死敌章惇像胡汉三一样回来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他被任命为宰相,苏东坡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被贬知英州,八月再贬惠州,去了遥远的岭南。作为一条绳上的蚂蚱,黄庭坚也被贬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别驾,黔州(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安置。
  黄山谷,真的要跌到他人生的深山低谷。
  接到命令时,身边人都忍不住大哭起来,唯有黄庭坚神色自若,倒头大睡,鼾声响彻屋宇。

“旧党”代表 知天下大义持儒家理想

  既然宋代屡次变法,目的是施惠于百姓,为何始终不能成功?宋仁宗没有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仁宗以后皇帝又走马灯似地变更,“一朝天子一朝臣”,使王朝政治没有连续性,加上王安石在策略上的失误,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最重要原因却不在这里,而在于变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变法的目的是为民争利,从哪里争呢?只能从各级官吏的手上争。但靠谁来争呢?也只能依靠官员来争。前面说过,宋初广授官职,加上不断扩大科举录取规模,让官场从业人员迅速膨胀。这一方面增加了“道学型”官员的数量,为王朝政治输入了更多的正能量,同时也增加了“职业官僚”的数量,使他们盘根错节,形成利益集团,为一己私利,上欺天,下虐民。变法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二者的力量对比。固然,在权力顶层,在金字塔尖上,变法派可以拉起自己的队伍(其实也成分不纯)。在基层,在金字塔的塔底,却充斥着“职业官僚”,他们习惯了常规化的行政程序,习惯了多年积累出的“人脉”,所有的利益关系,都是他们长期打拼、“奋斗”的成果,有人动他们的奶酪,他们一定会拼命。
  因此,历次变法中,执行改革的人,实际上就是应该被改掉的那批人。这使他们成为“双面人”,可以两面讨好,八面玲珑,更理直气壮地“欺天”,更肆无忌惮地“虐民”。变法非但不能摧毁他们,相反会助长他们的势力,让他们为所欲为。为变法买单的,只能是老百姓。从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变法到清末“新政”,封建王朝的变法几乎没有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
  《戒石铭》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没有了“民膏民脂”,“尔俸尔禄”又从哪里来呢?因此,《戒石铭》非但不能对官员们起到警示作用,反而成了官场遮羞布,有它“装点门面”,官员们可以更放肆地“虐”,更大胆地“欺”。
  到南宋,甚至有州县官员在《戒石铭》每句后面各添一句,变成这样:

尔俸尔禄——只是不足;
  民膏民脂——转吃转肥;
  下民易虐——来的便著;
  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皇帝极力推崇的《戒石铭》,在官员嘴里成了调侃的对象。
  他们以戏谑的方式,向庄严正大的“十六字方针”发出挑战。
  因此,无论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还是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为代表的“旧党”,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个“党”,一个知天下大义、持儒家理想的“党”,与他们对立的,是“好利禄”“贪财货”的“党”,其实就是以“职业官僚”组成的利益型“朋党”。
  从实力对比看,后者明显强于前者。正因如此,“道学型”官员(“道学朋党”)固然有理想、有才华、有品德,甚至有皇帝、太后的恩宠,看上去什么都有,却依然逃不脱悲剧性的命运。
  原因是在这个朝代里,官僚文化已树大根深,小人政客游刃有余,有人说“宋朝是官员的乐园”,其实是官僚的乐园,不是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这些具有理想人格者的乐园——他们的乐园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是精神世界里的乐园。这个乐园,一般人进不来。对绝大多数官僚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头顶乌纱、腰里银子更加重要。人为利来,人为利往,利益让人变成虎狼。
  所以,他们身穿官袍,手把经卷,道貌岸然,内心却无比凶狠。

手书《砥柱铭》 表达对圣主的渴求

  至于“新党”还是“旧党”,已经根本不重要,在他们眼里,变法是可笑的,反变法是滑稽的,需要“新”他们就“新”,需要“旧”他们则“旧”,王安石上台,他们就巴结王安石,司马光主政,他们就讨好司马光,他们不新不旧,亦新亦旧,时新时旧,在新与旧之间闪展腾挪,如入无人之境。变法与反变法,已经不是政治立场的对垒,而早已沦为利益得失的生死搏斗。或者说,无论“新党”上台,还是“旧党”得势,他们都不会伤到皮毛,他们的利益都固若金汤。
  世间已无《戒石铭》,世间却有《砥柱铭》。《砥柱铭》是唐代宰相魏征的一篇名作,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到黄河之畔祭拜大禹,在黄河中的砥柱石上铭文祝祭大禹的历史场景。铭文的内容是:“大哉伯禹,水土是职。挂冠莫顾,过门不息。让德夔龙,推功益稷。栉风沐雨,卑宫菲食。汤汤方割,襄陵伊始。事极名正,图穷地里。兴利除害,为纲为纪。寝庙为新,盛德必祀。傍临砥柱,北眺龙门。茫茫旧迹,浩浩长源。勒斯铭以纪绩,与山河而永存。”
  魏征《砥柱铭》,行文雄浑壮丽,不是宋儒的叽叽歪歪可以比拟的。他歌颂大禹,当然也捎带着拍了李世民的马屁,估计李世民看到这样的文章,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黄庭坚手书《砥柱铭》,出于对魏征的景仰,也有对圣主的渴求。
  魏征直言进谏,李世民从善如流,二人相得益彰,才成就了贞观盛世的壮丽图景。这样的盛世,黄庭坚一辈子没有看到。
  黄庭坚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这五朝,是新旧两党矛盾交织的五朝,是政治风向飘忽不定的五朝。
  黄庭坚就像一片风雨中的树叶,被时代的风雨夹带着,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方向。对于一个“理想型”“道学型”士大夫而言,那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时代,所以黄庭坚手书《砥柱铭》,在去世的前一年又手书《汉书》中的《范滂传》。(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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