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书法的寻幕
《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字体的繁多是文化发展的障碍，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灭六国后，由李斯主持统一文字，并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整理出了秦之小篆，蔡邕的《篆势》描述说“体有六，篆为真，形要妙，巧入神，”赞扬篆书有入神之妙。秦之小篆写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隶书者，篆之捷也”，其目的就是为了书写方便。秦篆自然是一种绝然不同于金文的空间观念。错落变幻的对比穿插变成了平均的排叠，多变的线行也成了单一的线行。秦篆所提供的形式框架是平淡非常稳健的，它似乎更注重对规范的青睐。
秦以后，汉隶兴起。汉隶又称八分书，结字平正雍容，态势左右开展。汉隶完成了由篆书到隶书的蜕变，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线条波磔更加明显，为这一时期书法的一大特点，孔庙《乙瑛》《礼器》《史晨》三碑为代表作品。西晋文学家成公绥《隶书体》描述“篆既繁，草稿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既无篆书之繁琐，又无草书之荒率，合乎中庸。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运笔行法，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
汉朝时期石刻碑碣云起，隶书日趋成熟，每碑各出所奇，北书雄丽，南书扑古，体现了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在摩崖石刻中尤以《石门颂》等为代表。《封龙山》《西狭颂》《孔宙》等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东汉开始,书法艺术进入繁荣期，期间缘于草书的诞生出现了一部且有考证的书法理论作品，即崔瑗的《草书势》。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创立了今草，即草书。草书的诞生与创新，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能够抒发人们自由和思想情感的方式，及表现书家独特个性的唯美艺术。
二、晋唐书法的典型确立
三国时期由隶书开始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等名家所创。三国时期的《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历代的珍品。东晋时期书法发展达到新的高度，当时各家族以书法作为一项重要的才艺，互相比较，竟而人才辈出，并为书法注入新的意蕴。相比汉魏、西晋的古朴，东晋书法潇洒飘逸。最具代表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加以陆机、卫瑾、索靖、王导、谢安、鉴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且有各派书法之繁荣。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两晋书法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姿多彩。北碑代表作有《始平公》、《张猛龙碑》等。帖之中代表作有《真草千子文》。北朝时为褒扬先世，显露家业，刻石为多，余如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民南土，北雄南秀皆是其差异之处，如论南北两派之代表作，则是南梁《瘗鹤铭》，北魏《郑文公碑》。
隋朝碑版遗世多为真书，分多钟风格：淳和平正有如丁道护的《启法寺碑》等，峻严方正如《董美人墓志铭》等，深厚圆劲如《信行禅师塔铭》等，秀朗细挺如《龙藏寺碑》等。隋楷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下开唐代规范的新局。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南帖北碑发展至隋而混合同流，正式完成楷书形式，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更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唐太宗李世民专为西晋文学家陆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著述作论，特别是对王羲之专门作文章以研究其书艺，太宗于《王羲之传》云“祥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点鲜明，尽善尽美左右时风。后欧阳询也改学王羲之的书法，可见其影响力。唐初书法从六朝遗法中蝉脱而出，楷书大家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家为书法主流。李邕变右军行法，独树一帜，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孙过庭草书则以儒雅见长，余如贺知章，李隆基亦力创真率夷旷，风骨丰丽之新境。而颜真卿一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到晚唐五代，沈传师、柳公权再变楷法，以瘦劲露骨自矜，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到了五代，杨凝式兼采颜柳之长，上蒴二王，侧锋取态，铺毫着力，也为唐书之回光。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突出，对后代的影响也超过了以前各朝。
三、宋元书法的革新变法
五代之际，狂禅之风大炽影响到书法，虽未在五代一显规模，但对宋代书法影响不小。之前文字形态完备，书法阐释系统建立，既强调法则，又倡导主观情感表达。无伦是天资过人的蔡襄，自出新意的苏东坡，还是高视古人的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力图在表现自已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趣。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北宋文人没有沿革，他们全面反思后认为要从个体要求出发，将书法视为寄托文人情思的闲适余事，强调精神品格及个体心灵的独特表现。与此相驳，南宋理学家朱熹则以儒家正统的善来规定美，要从已有的传统中寻找符合自己标准的风格，该学术思想在元、明、清三个朝代中也占有较强的地位。北宋文人书法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要书家除了具有“天然”“工夫”两个层次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可以说北宋、南宋两种对立的观念成为之后三个朝代书法评判的一个分野，艺术文人从苏、黄那里寻求新的意趣，正统人士从朱熹那里得到理论支撑。
元初期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宗法继晋、唐而少创新。元朝书坛的核心人物是赵孟頫，他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柳体并称四大楷体，成为后代学摹的主要书体，由于赵孟頫的书法思想不逾越二王，所以他的书法对王派书法的精熟之处颇有独到的领悟。元代书法与宋不拘常法的意境追求不同，苏轼标榜的是“我书意造本无法”，赵孟頫则认为“用笔千古不易”，前者追求率意之意，后才强调有意之意。表现为“温润闲雅”“秀研飘逸”的风格面貌。在元朝书坛也享有盛名的还有鲜于枢、邓文原、张雨、虞集、杨维桢等人，虽然成就不及赵孟頫，然在书法风格上也有自已独到之处，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其书法作品或以遒劲取胜，或以气韵见长，都是可以自成一家的人物，但他们大多都以晋、唐为法。
四、明清书法的承前启后
总的来看，明清两朝书法是对传统理想的继承和深化的时期，主要思潮源自宋代，并结合时代需要加以发挥。明初时朱熹的思想成为官学，一些批评家在他的基础上把“以善为本”的书法观念加以系统化，形成了正统书学观念，他们以魏晋书法为极则，强调传统中的不变之规，其导向则是复古，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初见端倪，士人们开始冲破传统的儒学思想，出现了解放思想的突起。而在书法上出现了相应趋势，也有一些书家强调性灵的抒发，主张在不失法度的基础上令书法具有逸韵，继承了苏轼等人书法思想，如徐渭。这一时期的大家董其昌思想调和于正统于性灵之间，平淡自然又不凡文人雅韵，所以在明清之际声明不替。晚明书坛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侧锋取势，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这些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瑞等。
清代书法也是求变时期。所谓求变，缘于这个时期的人们一方面强调师心适意，试图以个性化的方式创造出新的书法，他们狂放笔墨，如傅山等人的作品表现出自我内在生命情绪的表现，这一点在中期“扬州八怪”的身上体现。另一方面，金石出土日多，书家多从事金石考据之学，加之阮元、包世臣等推广，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如果说帖学家们力图寻找“质”的愿望没有实现的话，那么这种愿望在碑学那里实现了。这个时期的书法理论家开始回顾历史上的各种思潮，或者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认识书法的价值，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刘熙载对古代书学进行全面反思，并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上各种艺术思潮，融会贯通，且时有新意。他关于书如其人的观点，体现了时代对人格的要求。当时著名的书家如金农、何绍基、吴昌硕等纷纷用碑意写字作画，达到了尽性尽理的境地。（作者：陈甲 系国家民族画院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会员，主攻书法绘画创作及文学研究。近年出版发行有《中国书法艺修大观》《陈甲书法作品集》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