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考古工作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水下考古、中外联合考古等各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连续开展了五个阶段的研究工作。第五阶段自2020年实施以来，围绕浙江良渚、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一批核心遗址，立足田野考古资料，深化多学科合作，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考古发现浙江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围绕水利系统展开，在良渚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陕西石峁遗址考古发现的转角浮雕，为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质的判断提供了关键性证据。河南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更加确证二里头都邑为多网格式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这些重要考古发现使我们对中华文明早期起源发展、文明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入。

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框架下，考古工作者不断探索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等重要学术问题。河北泥河湾盆地遗址群、湖北学堂梁子遗址、四川皮洛遗址等，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河北四台遗址、甘肃南佐遗址、浙江井头山遗址、江苏寺墩遗址、湖北城河遗址、广东岩山寨遗址等，揭示了我国史前文化与社会结构变迁发展历程；河南开封州桥遗址、云南河泊所遗址、贵州大松山墓群等，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我国水下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如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实证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北洋水师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工作历经十年，发现确认了致远舰、经远舰、定远舰等7艘主力战舰，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近现代钢铁沉舰的考古与保护方法，也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实证；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重现了元代晚期龙泉青瓷外销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围绕全球文明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主动参与国际性重大考古课题和学术体系构建。30多家中国考古机构赴20多个国家开展联合考古项目，中国考古工作者足迹遍布肯尼亚、埃及、突尼斯、沙特、伊朗、乌兹别克斯坦、蒙古、俄罗斯、洪都拉斯、等国，推动人类起源、古代文明、丝绸之路等课题研究，向世界展示中国考古风采。

特别是，202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这是我国首个考古工作行业规划，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期间深化重大考古研究、切实做好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推动考古科技创新升级、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利用、促进中外考古合作交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夯实人才队伍基础等七个方面18项重点工作任务；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考古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围绕重大历史问题的考古研究持续取得进展，科技创新支撑作用更加彰显，建成一批世界一流考古机构、考古专业和考古实验室。考古人才队伍发展壮大，考古成果为社会共享，中外合作考古研究更加多元。

据了解，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前身是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热的兴起，大众对于神秘的水下考古愈发好奇。

其实水下考古和我们常说的田野考古，在基本理论上并没有本质差异，可以视为田野考古向水域的延伸。只是研究对象是位于水下的文物，技术、方法上有所不同。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起步于1987年，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一是构建了中国水下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国家文物局颁布了《水下考古工作规程》，系统总结了中国水下考古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成为我国首个指导水下考古业务工作的规范性文件。我们出版了水下考古学教材和20多部考古报告、专著，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开设了水下考古学课程，基本实现了中国水下考古学的学理化、体系化。多次举办培训班，培养了200多名水下考古专业人才，在水下考古技术上与国际同行相比毫不逊色。

二是成功实施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水下考古项目。中国水下考古先后有6个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绥中三道岗沉船、南澳一号、丹东一号（致远舰）、经远舰、南海Ⅰ号沉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特别是南海一号和上海长江口二号两艘沉船“整体提取、整体发掘、整体保护、整体展示”的理念和实践为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独特贡献，成为我国在国际享有盛誉的重要考古工作，是中国水下考古迈入世界一流水平的重要标志。

三是水下考古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水下考古从空间上以近海浅水区域为主，兼顾深远海和内水考古。从时间上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为主线，兼顾早期海洋文明研究和近现代沉船、海防遗迹。

四是水下考古的基础工作更加扎实，能力建设显著提升。我们先后调查发现了200余处水下文化遗存，北礁沉船遗址等5处水下文物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核定公布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水下文物保护区。建成北海基地、南海基地、阳江基地、宁波基地、福建基地等水下考古基地。正在山东青岛筹备建设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第一艘考古工作船“中国考古01”号投入使用，正在建设首艘深远海多功能科学考察及文物考古船“探索三号”。我们在水下考古的技术装备和软硬件设施上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2023年11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水下考古工作规程（2023年）》。《规程》的制定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早在2012年，国家文物局就已启动了规程制订工作，历时10余年，多次向全国各省文物主管部门，水下考古业务部门、专家征求意见，并在多个水下考古项目中进行实践检验，终于在2023年11月面世。这对于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发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首先，《规程》规范了水下考古的工作流程。《规程》共分为九个章节，对水下考古各个阶段的工作都作出了详细规定。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附录很长，附录部分以要点和表格的方式，对现场工作和资料记录提供了明确要求，兼顾统一性与灵活性。《规程》的出台是我国水下考古在理念、技术、方法上进一步体系化、学理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

其次，《规程》突出强调了水下考古的安全管理。专门设置了“水下考古安全管理”一章，对潜水计划、应急预案、安全档案和潜水安全员的设置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这都是我们水下考古工作者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在事故频发的潜水领域，中国水下考古三十余年未曾发生过严重事故，这与水下考古工作者训练严格、作业规范和严于自律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再者，《规程》为水下考古的信息化管理奠定了基础。水下考古和田野考古在技术方法和档案记录方面的要求差别很大，在信息化水平上远远落后于田野考古工作。考古中心开发了全国考古工作信息数据平台，结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和《水下考古工作规程》的要求，整合了田野考古、水下考古、科技考古的多方面需求，并在水下考古工地试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技术助力考古逐渐成为主流。科技考古是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重要研究方向。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对于推动考古研究往往可以产生革命性的作用。例如：碳十四测年技术完全革新了考古年代学研究；古DNA提取和数据分析技术重构了人群起源和演化历史；深海技术装备的突破，使我国水下考古由水深50米水域下探至千米深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从考古发掘到文物保护，从价值阐释到展示传播，科技对文物考古工作的支撑引领作用日益明显。

在政策层面，202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这是首次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物行业五年规划，把科技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2023年10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了全国文物科技工作会议，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意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由13个部门联合发文，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高度的权威性。首次将中央关于激励科技创新的重大政策在文博行业、文物科技创新工作中全面落实落地。这是文物科技工作机制的一次全方位的重大改革。同时，《意见》打开了文物科技创新的格局，使更多的行业、人才、技术、资源能够涌入文物领域，通过“文物+N”的融合发展，极大地拓展了文物科技的发展空间。考古中心根据《意见》，专门制定了关于加强科技创新的十条措施。

在研究层面，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考古领域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在高分辨率考古年代序列重建、古环境系统复原、古代人群体质与遗传结构差异研究、古代资源利用和技术发展过程研究、科技方舱考古等方面，攻克关键科学问题和核心技术，大幅提升考古发现与分析能力。

举例说，三星堆遗址开展了20多个方向的综合研究，取得诸多阶段性成果：祭祀坑内发现丝绸遗存、动物蛋白与脂肪酸残留物；年代学分析确定祭祀坑形成年代集中于距今3100年前后，大概相当于商末周初时期；冶金技术分析初步探明出土青铜器采用芯骨、销杆榫接、铸铆接连、芯撑等铸造工艺以及贴金、彩绘等装饰工艺，其中芯骨铸造工艺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实例；证实祭祀坑内未有燎祭现象，灰烬层和器物是在坑外焚烧后倒入祭祀坑内；铜器成分分析表明古蜀地区处于商周王朝主导的广域资源流通网络之中。“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多学科研究与保护”项目入选首批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十佳案例，可以说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个范例。

再比如，在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项目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负责出土文物现场保护与多学科研究，在技术、方法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探索。现场保护方面，我们将薄荷醇应用于潮湿环境，成功提取了200余平方米覆盖在椁盖板上的竹席，是目前国内外开展的面积最大的古代竹席提取工作。首次采用水凝胶、环氧树脂碳纤维布复合材料配合套箱技术，在田野考古发掘现场完成大型文物加固提取。

多学科研究方面，开展了碳十四年代测定、墓室营造用土、椁木用材、漆料和漆饰工艺、纺织品等多项研究，运用红外摄像、X射线荧光光谱仪技术，全面提取漆木器的纹饰、图案、文字信息。系统开展了动植物遗存鉴定、残留物分析工作，其中动物骨骼遗存鉴定出黄牛、猪、羊、狗、鱼类、鸟类，植物遗存发现葫芦、甜瓜、梅、栗等瓜果、坚果，粟、黍、水稻等农作物，花椒、锦葵等香料作物，以及传统中药植物吴茱萸。在青铜容器中检测出肉类（动物脂肪）、植物油、香草类调料等残留物，表明这些容器可能经历过与烹饪相关的处理。通过动植物遗存研究和残留物分析，对当时的饮食习惯和宴饮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02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最新成果。这个阶段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以中心性聚落遗址为核心，开展了包括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协同研究，对相关遗址开展综合研究。在8个课题中有4个由科技考古专家领衔，包括年代学、环境与人地关系、资源与生业技术、古代人群与分子生物学，新技术在考古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比如在考古年代学研究方面，利用碳十四加速器质谱技术对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了直接测定方法研究；解决了石峁遗址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高分辨率考古年代学为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建立了科学可信的绝对年代框架。

在资源与生业技术方面，利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以及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显示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原及北方地区显示出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经济的复杂化和生业技术的多样化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促进和推动了中原地区社会发展进程。以黄河上游为主的西北地区，由于气候偏干，畜牧业占一定的比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水田遗迹表明不同的稻作农业模式与早期复杂社会结构存在共生关系，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资源环境背景、人地关系演变、生业经济基础等研究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利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在浙江良渚、湖北城河等遗址发现了完整的水管理系统，表明了当时社会已具备高度组织能力。手工业方面的研究发现，大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突然集中出现璋、钺、刀等大型玉兵器以及柄形饰等礼器，延续了数千年的绿松石工艺突变，与青铜组合出现新型礼器；焦家、石家河、凌家滩、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玉器研究，显示这些遗址的玉石器加工都存在集中化、专门化的特点。

古基因组捕获技术的突破，极大推动了考古学和遗传学学科交叉融合，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清晰地勾画出东亚古人类遗传、演化、适应过程；动物DNA研究揭示了我国黄牛、猪、狗、绵羊、山羊、马、牦牛等家养动物驯化起源和扩散的时空框架。深入分子层面的残留物检测分析技术，例如丝绸微痕检测技术使我们能够发现已经“消失”的古丝绸。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方舱和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应用，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大大促进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紧密结合。

总之，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提升我们考古学田野工作的科技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准确性，科技创新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认识，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谈到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正在合作开展的沙特塞林港联合考古项目，“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是我国第一次在阿拉伯半岛上开展的考古项目，无论是从国家外交、文化交流或是学术研究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次派出专业考古队到阿拉伯国家开展系统的考古工作。根据2016年12月中沙签署的《中国—沙特塞林港考古合作协议书》，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执行期限为5年。

在国家文物局和沙特文化部的联合推动下，考古中心与沙特遗产委员会组成的中沙联合考古队于2018年、2019年，对塞林港遗址连续开展了两季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通过这两次工作，我们初步认识到塞林港遗址是一处9-13世纪的朝圣贸易港，包括成片分布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墓地，发现了产自中国宋元时期的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以及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生动展示了塞林港作为国际贸易海港的历史画卷，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

我要特别感谢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高度重视中外联合考古工作，与考古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刘玉珠理事长多次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积极推动落实中沙两国元首达成的文化交流共识，通过“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对沙特塞林港联合考古项目提供了重要资助。目前，考古中心正和沙特国家遗产委员会共同推进下一个塞林港考古五年工作计划，主要目标是通过考古调查、发掘等手段，进一步明确遗址时空范畴、布局形制、文化内涵，开展相关的水下考古工作，探讨将塞林港列入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节点。

同时，希望能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更加深入地开展合作，共同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特别是纳入元首外交的中外联合开展的田野考古、水下考古重大项目。现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与考古中心的合作不仅是提供资助，也为我们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和渠道。非常期待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考古中心能够为中国考古“走出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做更多工作，发挥更大作用。

非常感谢社会各界朋友对文物考古工作的关爱，有时候，公众的关注度和热情令我们这些从业者都觉得很受震撼，也很受鼓舞。在这个中华文化自信自强的新时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和支持文物考古工作。比如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成为中华文明的守护人。文物工作的特点是始终要把保护放在首位，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就是“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他强调，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长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么重要的遗产，仅靠党委、政府、文物部门努力保护也是不够的，它必须得到长城沿线的广大人民群众、文物保护员的支持，才能世世代代传下去。现在，正在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有很多文物古迹并不像长城这样有世界影响，但对所在的社区、乡村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保护好这些文物才能“留得住乡愁”。这些文物保护更是与社区、乡村、居民密切相关，更加需要每个人的一点点关心和努力，形成全民参与的文物保护新形态。

比如关注我国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成果，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中国考古学历经百年的发展，其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但是，要使这些考古成果能够为公众所周知、理解，是个非常大的考验。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能够讲清楚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基本脉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国的考古工作者积极地向公众介绍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例如热播的《中国考古大会》《何以中国》《寻古中国》《考古公开课》等优秀的电视节目。包括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发起的，已经连续推出四季的《中国考古大讲堂》公开课，也是我们探索视频传播的重要举措。第三季“探源中华文明”还获得了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精品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考古学者的专业输出，加强考古成果的阐释传播，促进考古成果的社会共享。

当然，这种文化传播仅靠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主动地向身边的家人、朋友、外国朋友，分享我国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成果，成为中国故事的发声者、推介者。现在自媒体很厉害，很多文物考古的视频、文章都做得很好。最近，浙江良渚遗址、湖北郧县人等重大考古成果编入了人教版历史教科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是要从娃娃抓起的，教育引导青少年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比如走进考古遗址公园与博物馆，成为美好生活新风尚的受益人。遗址公园和博物馆是展示考古发现、研究成果的重要场所，也是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热度越来越高，一大批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建成开放，我国已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55家，博物馆6800多家。很多考古类博物馆比如中国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都是一票难求，为公众解读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不仅是中华文明，还有世界文明的展示，最近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也是火出了圈。

公众参与考古与文物保护，不应该理解为一种沉重的责任，更多的应该是享受美好生活，精神愉悦地分享文物考古工作的成果。通过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的展览展示，把文物考古工作的成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财富、精神家园，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目前，考古中心也正在山东青岛建设海洋考古博物馆，欢迎大家在建成以后来参观我们的博物馆，感受海洋文明和水下考古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