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整体呈现恢复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产业升级厚积薄发。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应把握扩大内需和提振信心两大关键着力点，将宏观调控和深化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双管齐下，形成推动经济内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经济运行延续恢复向好态势
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同比增速明显快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彰显出较强韧性。
在一季度供需两侧企稳回升的基础上，二季度我国经济延续恢复态势。从供给侧来看，服务业生产指数大幅增长，接触型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表现亮眼，带动就业整体水平企稳回升。工业生产仍在修复轨道运行，装备制造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品产量实现高速增长。从需求侧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现了低基数下的高增长，除汽车销售明显回升外，服装鞋帽、石油等销量增长及餐饮收入的大幅提升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领域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向好态势。
一是服务业实现较快增长。住宿餐饮等接触型消费快速修复，信息技术、租赁商务等现代服务业高速增长，同时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持续运行在扩张区间，其中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等行业保持高景气，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二是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提升。服装鞋帽等基本生活用品和金银珠宝等升级类消费品均实现较高增长，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7.2%，消费市场稳步恢复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产业结构稳步升级，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凸显。在主要工业行业中，电气机械、汽车、运输设备等制造业实现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快速增长，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高速增长，表明数字经济新动能正不断壮大。
四是外贸总体规模稳定、韧性较强，出口和利用外资结构优化。出口领域，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领跑，对出口拉动明显，电脑、液晶面板等消费电子产品出口触底反弹；外资领域，高技术产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逆势增长。
五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水平有所好转，就业基本盘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得益于服务业对就业带动作用逐步增强，城镇调查失业率由年初的5.6%降至6月份的5.2%。虽然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略高于全国整体水平，但3月份以来保持稳定，反映就业形势总体改善。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经济稳步恢复来之不易，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波动下行，当前国民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稳固、内生动力不足，一些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工业经济总体延续恢复态势，向好因素逐渐增强，但工业生产依然承压。一方面，企业盈利修复面临较大压力。今年以来，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月度环比修复水平有限，主要受内需恢复迟缓、外需疲弱显现、资产负债率上升等因素影响，电子信息制造、钢铁等行业生产走弱，营收增幅小于成本增幅，导致企业利润下滑。同时，受产品价格跌幅较大影响，化工等领域企业盈利呈下滑态势。另一方面，工业结构性分化仍在延续。受下游需求景气度影响，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纺织、电子信息制造等行业整体表现不佳。从供需关系看，截至6月份，制造业PMI连续3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需求端疲软，供给端产能过剩现象尚未改善。从企业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保持平稳增长，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速下降。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生产经营前景预期趋稳，但中小企业预期偏弱。
内需疲弱制约经济循环畅通。今年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同比增速差距拉大，二季度有所改善。在收入增长预期不稳、部分返乡农民工就业仍未落实等因素作用下，居民消费扩张的源头性支撑不足或拖累消费增长。此外，今年二季度以来制造业PMI多个分项回落至荣枯线以下，前期多种因素叠加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尚未有效缓解，私人部门对生产经营扩张和经济持续向好的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导致民间投资未得到有效激发。
上半年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并呈现诸多新动向。全球经济增速延续下行，国际贸易修复不及预期，东盟等外向型依赖较重的新兴经济体遭遇较大冲击，我国出口增长和外贸企业投资信心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美国经济在前期刺激政策效果消散和货币政策收紧作用下增速放缓，欧元区经济增长疲弱，英国、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央行继续加息，美联储在6月暂停加息后再次释放年内加息信号，国际金融市场脆弱性增强。
支撑高质量发展条件不变
尽管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不变，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特点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也没有改变。
从要素保障来看，我国具备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一方面，国民储蓄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为各类有形固定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活动创造了空间。资本要素积累仍有条件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而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升生产技术和设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我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优质劳动力供给。与此同时，人口质量红利正加速释放，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明显提升，人力资本持续积累，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等不同门类优秀人才不断涌现。此外，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量与增量之间优化配置的空间较大，技术要素和数据要素正迎来蓬勃发展的窗口期。
从生产端来看，雄厚的产业基础为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我国产业门类较为综合，产业网络运行效率高，延展性和集成创新能力较强，兼具快速大规模生产和柔性化生产的能力，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抵御外生冲击和外部风险的韧性相对较强。二是传统产业积淀深厚。长期以来，在钢铁、化工、机械制造、电子产品制造、家电制造、纺织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尽管随着人力成本提升，部分行业出现了向周边地区外溢转移的现象，但作为产业体系的基本盘，这些领域仍然具备较为突出的国际竞争力。三是新兴产业优势逐步形成。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领域产能快速扩张，技术水平处于全球领先梯队。
从需求端来看，超大规模市场效应对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牵引力逐步增强。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的经济体，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随着扩大内需战略提升到更加重要的地位，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有望进一步加强。在消费领域，经济总量提升叠加消费率上升，带动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上升。居民消费呈现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特征，消费场景日益丰富，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同时，消费市场日趋成熟，对国内企业品牌建设的带动效应显著增强。在投资领域，无论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是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都蕴藏着巨大投资潜力，而且具备将这些投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要素条件和技术条件。
更好发挥政策宏观调控效力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同时生产、分配、流通等环节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从而对宏观政策提出更高要求。在政策应对上，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中释放活力、积聚动力。具体而言，当前应把握扩大内需和提振信心两大关键着力点，形成推动经济内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一是加力提效扩大有效需求。首先，多渠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消费提振的源头动力。进一步加大稳就业政策力度，把稳就业作为居民增收、扩大消费的重中之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保障机制，在政府和国企工程项目中实施以工代赈，带动中低收入群体增加劳务性收入。其次，提升公共财政对民生保障的支出力度，特别是在生育、教育、住房等方面，缓解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支持居民消费倾向逐渐向疫情前水平回归。再次，着力促进居民大宗消费。汽车消费方面，优化重点城市限购措施，增加新能源车号牌指标投放，加快充电桩、停车场等设施建设，改善使用条件；家电家具消费方面，加快建设废旧物资回收体系，促进家电家具以旧换新，推动绿色家电、环保家具相关补贴政策落地。
二是统筹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面临一定约束，也有一定发力空间，应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形成扩大需求的合力。同时，宏观政策要做好成本收益分析，统筹时度效，兼顾当下与长远。
财政政策方面，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端着手，加快预算支出进度，缓解增值税大幅增加产生的技术性紧缩；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和专项债资金的基础上，适度扩大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将政府投资维持在较高水平，对冲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压力，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根据土地市场变化，适时调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和规模，有效应对地方偿债高峰，防范流动性风险。同时，完善市场化风险缓释增信措施，指导金融机构不抽贷、不停贷、减息置换存量债务，有序缓释债务风险。
货币政策方面，需更加积极灵活地运用价格型工具。继续适时适度下调利率，在降低实体经济部门增量融资成本和存量债务付息负担的同时，以价带量，激发企业和居民的借贷意愿，扩大投资消费需求。数量型货币政策坚持松紧适度。在经济恢复期，保持实体经济流动性合理充裕；在企业和居民借贷意愿不强的情况下，谨防金融市场流动性淤积造成风险隐患。
深化体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体制改革方面，建议以引导微观经营主体稳定预期、提振信心为着力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出关键改革举措，从根本上扭转当前民营企业预期不稳和信心减弱问题。
首先，深入实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大力提升要素协同配置效率。围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要素，加快推出有利于要素有序流动、高效配置、有效转化、服务实体的改革性措施；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着力提升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在开发存储、流通交易、收益分享等方面的法治化规则，培育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新动能。
其次，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以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为目标，持续提升不同地区间、各类主体间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方面的统一性；加快建设商品要素资源的现代化流通网络和数字化智能化市场交易平台，以高效的新型市场设施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运转效率；聚焦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政府采购等市场反馈较强的领域，着力破除地方性保护和行政性垄断，进一步放宽和优化服务业市场准入限制。
再次，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投资信心为目标，推动政策加快落地实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今年以来，多部门打出“组合拳”，接续推出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着力为民营经济松绑减负，激发其生产活力。截至今年5月，我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达5092.76万户，在企业中占比92.4%。今年前5个月新设民营企业376.4万户，同比增长17.2%，其中“四新经济”民营企业215万户，占新设民营企业的57.1%。
然而现阶段，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仍面临经营预期不稳、应收账款拖欠、隐性壁垒较多、融资成本偏高等问题。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提出一系列优化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的综合性系统性举措，对做大做优做强民营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国家层面已出台的各项政策，具体落实中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系统性，坚持系统思维，协同推进重点领域支持性政策出台和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保障性制度建设，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作用，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二是提升精准性，抓住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集中力量快速突破，以法治化改革确保其合法权益。三是突出引导性，针对重点行业领域企业，成立工作专班解决预期减弱问题，发挥示范效应，以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提升发展环境的可预期性，培育支持民营经济创新创业的有利环境。
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2022年深度调整之后，今年一季度前期积压的购房需求集中释放，上半年市场销售、开发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等主要指标降幅有所收窄，房地产市场逐步走出前期深度调整状态，向新的发展阶段过渡。
但也应注意到，当前房地产市场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预期依然偏弱。在经历了年初短暂的“小阳春”之后，房价继续呈分化态势，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房价同比上涨，三线以下城市房价同比下降，潜在购房者决策更趋谨慎。同时，主要指标呈分化态势。市场交易方面，今年前5个月累计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速明显好转，6月有所回落；投资开发方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和到位资金同比降幅仍然较高。市场结构发生深刻改变，民营房企市值缩水，市场活跃度和新增投资意愿较弱，部分城市新房与二手房价格倒挂现象仍然明显，反映出新建商品房定价机制有待完善。
下一步，建议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施策，推动房地产市场恢复平稳运行并转向高质量发展。在需求端，改革存量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形成机制，做到增量与存量联动，下调购置改善性住房的房贷利率，减小增量与存量之间、首套与二套之间价格扭曲，合理降低购房利息成本。同时，因城施策，调整限购限贷限价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目前除少数住房供需压力大的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之外，其他多数城市发生房价过快上涨的风险已明显减弱，具备适度放松限购限贷政策的条件。可考虑研究设立房地产市场平准基金，用更加市场化的手段防范价格大幅波动。
在供给端，坚持底线思维，继续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对于一些房地产库存比较高的城市，可考虑将部分短期内市场难以消化的库存收储，组建专门的公寓运营公司或采用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新毕业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过渡期低成本租房服务。按照市场化导向，优化住房建设用地供给机制，重点加大人口流入规模大、住房供给欠账多的城市土地供给。及时明确细化制度规则，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执笔：李雪松 冯 明 张慧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