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捐例，分作两类：一是“现行事例”，主要是捐监生、虚衔与封典这类提升个人、家庭社会地位的荣誉性头衔；二是因财政急需巨额支出而开捐的“暂行事例”。

李宝臣

　　中国封建王朝，朝廷通过捐资入仕筹饷的历史久远。《史记·秦始皇本纪》讲，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令民纳粟拜爵。”

　　清朝捐纳入仕最为频繁，并且制定了法规性质的“捐纳事例”，分作两类：一是“现行事例”，也就是常态化运作，主要是捐监生、虚衔与封典这类提升个人、家庭社会地位的荣誉性头衔；二是因财政急需巨额支出而开捐的“暂行事例”，如赈灾、军饷等，期限明确，事毕结束。

　　暂行事例是捐官的主要途径。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捐例”讲：嘉庆时捐例最杂，见之奏报可考者，三年（1798年）有川楚善后例（收三千余万），六年（1801年）有工赈例（收七百余万），九年（1804年）有衡工例（收千百二十万），十一年（1806年）有捐输例（收二百余万）。道光以后内外交困，财政捉襟见肘，捐例越开越多越繁，乃至朝廷权柄下移，允许各省督抚各立名目开例筹款。

　　白身捐纳入仕，除吏部、礼部、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外，捐京官最高可到正五品的郎中，外官最高到正四品的道台，武职最高到正三品的参将。

　　援例捐官并非出资即可得到实职，而是拥有了做官资格。捐京官的分派各衙门见习3年；捐外官的分拨各省考察一年。期满后，分由隶属衙门长官与总督巡抚拿出鉴定意见，上报皇帝后决定去留，留下的方可到吏部候选。显然，捐资者入门后能否获得长官推荐，以及被推荐后能否如愿获得实缺，是充满变数的。候补官员仍要出资疏通各环节，运作资金往往高出入仕门槛的费用。一般而论，白身富户的捐官行为往往是出于体面与交际便利的需要。在消费存在等级限制的时代，拥有了官衔就可进入官场社交，享受官派生活。

　　在清朝，不管是由科举还是捐纳等其他方式入仕，都要经过铨选。铨选即按程序审核候补官员履历资格，审核合格的始可实授职位。铨选授职，赴任新官均需按部门规定的年限试俸，短的两年，长的5年，然后才能升迁、转任。入仕、升转程序繁琐，考察项目甚多，做起来费时费力，于是就有了以金钱换资格履历与试俸年限的“捐免”规则，准许将其中的试俸、历俸、实授、保举、试用、离任引见、投供验看、回避等项目，通过捐资得以免除。另外，受处分的撤职降职官员若想尽快复职亦可通过捐银实现，时称“捐复”。清代后期，金钱侵蚀官箴法规的现象无处不在。

　　捐例大开，职位头衔投放剧增必然导致价格降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捐京官五品郎中的标价9600两、六品主事4620两；外官四品道员16400两、从四品知府13300两、从五品同知6820两、七品知县4620两、八品县丞980两。120余年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分别降至2773两、1028两、3723两、3830两、1474两、999两、210两。抢手的道员与知府价格降幅超过70%，其他官衔降幅更大，在80%上下。而原本价格较低的监生、虚衔、封典等更是直线下降。柯悟迟《漏雨喁鱼集》说，咸丰六年（1856年），“报捐监生，京庄收兑者不过二十六七元，后贱到二十二三元。（江苏）省中协济局，报捐从九（品）衔，只需二十元。”甚至出现“沿乡劝捐”强制推销现象。

　　显然，捐例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消极不良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不过，买官现象不是清朝特有的。威廉·多伊尔《捐官制度——十八世纪法国的卖官鬻爵》说，法国旧政权几乎所有职位都必须购买或继承，王权以此来扩充自己的财政收入，到18世纪由7万个腐败职位组成了整个司法系统，大部分的法律职业、军官与各种各样的其他职业都是捐买来的。

来源：2021年8月1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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