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与会代表在意大利罗马出席第七届二十国集团议长会议

　　新的世界秩序会是什么样？这当然要由新的权力格局来决定，核心必然是更加符合新兴国家的利益和期待，不能再由“美西方说了算”，应当是“大家一起商量着办”。

王磊

　　国际政治场的话语概念变换无穷，但权力斗争的底色并未改变，仍是以大国依据其实力和利益展开的博弈为主导。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就体现在国际秩序之变。

　　国际秩序的构成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权力格局，这是国际秩序建基其上的根本性、决定性因素；二是权力之间的关系，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直接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发展演变；三是权力运行规则，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国际规则体系，这是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

实力决定秩序

　　全球的权力中心变动不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实力总会消长变化。国家兴衰的关键往往在于其研发掌握新技术的速度和能力，占据科技和经济的制高点就会“先进”，否则就会“落后”，这可能是国际政治不变的规律。

　　综观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演进发展史，科技和经济主导的国力始终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世界霸权更迭、国际秩序转换的根源通常在于谁能够引领先进科技并为之发展建立配套的治理体系，由此拉开国家间的实力差距。

　　西方国家曾凭借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以占据优势地位的科技和经济实力睥睨世界，采用航海殖民、武力征服的方式主宰全球。殖民地及其附属土地的煤钢资源是其争夺的主要财富，“炮舰外交”“军备竞赛”成为旧时代国际秩序的主要标志，英法德奥俄美以及后起的日本是当时国际舞台的主要角色，奥地利外交家梅特涅领导的“欧洲协调”、德意志外交家俾斯麦创建的“大陆同盟体系”以及一战前的“同盟国”“协约国”等概念堪称旧时代大国关系的代名词。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起主导作用的国际秩序相继是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其实质依然是西方殖民体系下的列强争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联手创造了雅尔塔体系，但是在两极相争的夹缝中，西方殖民体系彻底解体的命运已不可避免，亚非大量民族国家独立，成为一支新生的国际力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美国一家独大、其他大国并起的“一超多强”新格局，美国由此妄图永固超级大国优势地位，极力维系和拓展“霸权治下的自由秩序”，并延长其寿命。

　　应当说，这套“自由秩序”汲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希望通过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制度体系促进合作、解决争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这一秩序远非尽善尽美，其根子上还是优先维护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冷战期间即呼吁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冷战后这一呼声更加强烈。

大变局新主角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开启以信息科技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信息化引领的新型工业化是国家崛起的又一次重大历史机遇，信息技术日益成为决定国力竞争的关键。其中，融合半导体、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的产业变革，更是处在全球高科技竞争的顶端。谁能够抓住这次信息革命的机遇，谁就会成为新的全球权力中心。

　　如果从航海大发现算起，西方领先世界近500年；如果从工业革命算起，西方领先世界也近200年。但如今，西方主导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哀叹“西方的世界霸权已经终结”，这的确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人们可以从西方国家的政经失调、社会失序等深刻地感受到这一巨变。

　　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其实是“回归正常”，因为大量后发国家和社会在循着现代化路径发展，虽然这一追赶进程十分艰难且缓慢，可能也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实现现代化，但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大势不可逆转，西方理应学会分享乃至部分让渡权力给新兴国家。

　　就“西”和“北”的力量而言，美国仍是领头羊，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科技实力超群，经济总量自冷战结束后稳定在全球的22%~25%之间，仍掌握着信息科技革命中的诸多尖端技术，谷歌、脸书等科技巨头更“加成”了美国的实力。欧盟依托其整合欧洲大陆的力量，力图发挥“协同”和“倍增”效应，在大变局中保持着“一极”的地位。

　　就“东”和“南”的力量而言，金砖五国代表的新兴国家蓄势待发，其中绝对实力增长最快、与美国相对实力差距缩小最快的无疑是中国，“东升”“南升”中最主要的变量是中国。国际机构普遍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总量将全面赶超美国。

　　目前看，中国和美国因其各自超大规模的地理幅员、经济体量、人口基础和治理能力，有望成为新一轮科技竞争和国力比拼的两大引领者。正是基于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忧恐惧，美国政府提出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并采取强烈的防范、反制和打压措施，诸如“科技脱钩”“修昔底德陷阱”“竞争性共存”等新概念，即是中美关系新现实的某种反映。

新秩序的破与立

　　美国“霸权治下的自由秩序”已难以维系，到了需要进行重大调整的时候。

　　首先是“霸权不再”。美国虽然实力超强，但因过度扩张而力有未逮，内政失道、外交失策，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抗疫等方面已无法提供公共产品。

　　其次是“自由秩序不再”。支撑这一秩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幅退潮，新自由主义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实践中都面临“破产”，旧有的全球化弊端暴露无遗，欧美民粹主义高涨，特朗普以“政治素人”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就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

　　新的世界秩序会是什么样？这当然要由新的权力格局来决定，核心必然是更加符合新兴国家的利益和期待，不能再由“美国西方说了算”，应当是“大家一起商量着办”。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无疑将在新的世界秩序建立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是西方一些政客口中的“修正主义者”，而是建设者，寻求的是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方案。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主张，都是致力于共同发展、共同开放、共同安全，具有显著的历史进步性。

　　可以预见，一个引领了新时代科技革命、具备更加强大实力的中国，一个从近代国际体系的边缘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明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抱负的中国，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参与和塑造的必将是更加公平公正的新世界秩序。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研究员）

来源：2021年10月20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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