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格达合作与伙伴关系会议上讲话
尽管各种地区热点问题仍不时爆发,但总的来说中东大仗已愈发打不起来,“冷和平”架构正成为中东“新常态”。
刘畅
长期以来,中东给人的主要印象似乎都是“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去打仗的路上”,“总体紧张,局部缓和”向来是中东局势主流。但最近,中东地缘格局正显露一种新趋势,尽管各种地区热点问题仍不时爆发,但总的来说中东大仗已愈发打不起来,“冷和平”架构正成为中东“新常态”。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中东地区主要强国虽仍激烈争夺地缘资本、经济利益和权力地位,但多重因素推动了地区局势不断出现有利和平与合作的缓和迹象。当前,缓和与合作似已不再只是零星出现的单调“音符”,而是愈发汇成地区共鸣,“总体缓和,局部震荡”逐渐成为中东地缘主流态势。
地区缓和多面推进
首先,阿以关系正在孕育更广泛的邦交与合作空间。
自2020年8月开始,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陆续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自埃及、约旦与以色列媾和以来,阿以关系出现的最大范围突破。进入2021年,上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持续升温,双方在经贸、投资、抗疫、产业创新等领域的合作有序铺开。
尽管今年5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再次成为中东地缘竞争“阵营化”对抗的测试剂,但众多阿拉伯国家均对此低调处理,释放出阿拉伯世界将继续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的信号。当前,沙特、阿曼、卡塔尔、突尼斯、毛里塔尼亚、吉布提等阿拉伯国家正同以色列展开不同渠道的接触,并等待时机谋求与以色列实现建交。有观点认为,未来阿以关系大面积突破将会是大势所趋。
其次,伊朗、土耳其也向阿拉伯世界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
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伊朗向沙特、阿联酋等国发出“和平倡议”,提出“海湾自由航行设想”,呼吁搭建海湾安全架构,实现区域和平稳定和航道畅通。伊朗新总统莱希明确表示希望改善与包括沙特在内的各邻国的关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在2020年和2021年数度发表讲话,强调土耳其和沙特、埃及等都是“兄弟”,愿与两国“消除误解”“重振合作”。土耳其还积极评价年初的海合会欧拉峰会,表示乐见海合会内部重归团结,希望能在卡塔尔重回海合会大家庭后发挥土耳其与海合会国家间的沟通桥梁作用。
4月以来,在伊拉克斡旋下,伊朗和沙特代表在巴格达进行了3轮广泛会谈,涉及外交、情报、军事等多个部门,商讨缓解也门紧张局势等重要内容;两国外长还共同出席了8月由伊拉克主办的“地区合作与伙伴峰会”,就调和地区热点、化解双方矛盾等充分沟通。此外,阿联酋也表示愿与伊朗和土耳其“和解”,科威特、阿曼、卡塔尔也愿撮合土耳其、伊朗与沙特、埃及等国恢复关系。
再次,阿拉伯世界内部争斗趋缓。
年初,海合会欧拉峰会邀请卡塔尔埃米尔参会,其间沙特、埃及、阿联酋、巴林宣布同卡塔尔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海合会“断交危机”初步化解。这不仅有助于沙特体面地从也门战事中抽身,还能使其借助卡塔尔同胡塞武装的关系维持在也门的影响力,防止更多海合会成员被推入伊朗、土耳其的怀抱。
沙卡复交也有助于一度中断的一些海合会合作项目恢复,在资金、就业、基建等方面助力海湾国家经济部分脱困,有利各国缓解财政困难、重振发展规划、维护政局稳定,并加强海合会内部团结和相互联系,恢复地区经济活力,增加国际合作机会,为促进地区发展、维护地区和平赋予更多正能量。
近年来,不同次区域的阿拉伯国家纷纷根据自身内部发展和外部安全需要,调整了外交政策的侧重方向:海湾阿拉伯国家为促进内部经济多元化转型和保证权力代际平稳过渡,对外抵御安全风险,选择同过去的敌人以色列握手言和,并同伊朗、土耳其等竞争对手缓解争斗;沙姆地区的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国为维护本国政治稳定和领土完整,不得不在多个域外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寻求精巧平衡;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北非阿拉伯国家为重塑政治与社会秩序,避免过度卷入西亚地缘纷争,近来纷纷淡化“阿拉伯”色彩,将对外政策重心逐渐南移,“非洲化”趋势益发明显。这客观上有助于各国提升其政策自主性,扩大相互之间以及与域外国家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最后,主要地区热点问题部分降温。
巴以、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地区热点问题长期困扰中东和平安全,其长年积重难返消耗了地区国家大量资源与精力,各国为此均另辟蹊径寻求解决这些问题,或至少将冲突置于可控范围内。其中,各国合作抗击疫情对缓和局势起到了某种出人意料的效果。
巴以合作抗疫令人眼前一亮,以色列医疗公司AID Genomics同中国华大集团共建实验室,为巴勒斯坦民众提供紧急核酸检测服务;阿联酋的“抗疫外交”大胆创新,向叙利亚政府及伊朗援助了大量抗疫物资,实现同两国关系突破;沙特、阿联酋、黎巴嫩等借抗疫向叙利亚政府示好,筹划参与叙经济重建,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坚冰逐渐消融。
也门、叙利亚、利比亚国内交战各方因疫情纷纷暂缓军事行动,实现有限停火,中东地区迎来难得的“休战期”。当前,叙利亚政府军已控制70%以上的国土,反对派武装缺少域外大国强有力援助,很难恢复元气,“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目前处于蛰伏期,叙境内已无大的战事发生。也门问题政治解决曙光初现,拜登政府宣布停止支持也门战争,迫使沙特寻求体面撤出也门,在联合国斡旋下,沙特、胡塞武装、也门政府和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等交战各派均同意政治解决,并分别达成停火、换俘、疏通人道救援和南方分权等协议。利比亚组建过渡政府,东西交战双方同意在今年底举行大选。此外,有关各方围绕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博弈虽在加深,但目前未擦枪走火甚至爆发大规模冲突,各方仍侧重以谈判和法律途径维权。
四大因素促进变化
中东地区出现缓和态势,目前看来至少有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求稳定、谋发展”已成为地区国家的普遍共识。
当前中东仍处在“中东大变局”的后续震荡期,地区正经历由“乱”到“治”的痛苦转型,安全、发展是众望所归。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反思“阿拉伯之春”10年来的艰难折磨和痛苦转型教训,逐渐认清唯有发展才是解决各类难题的总钥匙,因而将主要精力用于内部发展,甚至愿意果断挣脱巴以问题的束缚,尝试与以色列改善关系。
疫情蔓延加剧全球断供危机、石油价格断崖式大跌等,客观上推动了中东国家重塑经济发展模式,加速发展民族工业,摆脱对石油经济依赖,并加强了地区内各国在经贸上的相互依存,这有助于培育中东地区内生性合作动力。可以看到,地区国家对内纷纷推出经济多元化战略,对外实行“多元平衡”的经济外交,并推动各种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争取形成地区发展合力。这客观上需要各国构建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在确保互不侵犯的基础上抱团取暖,做大地区合作“蛋糕”,逐步实现地区包容性发展。
二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自我蜕变助推地区局势改善。
阿以关系曾长期决定中东政治的基本格局,影响中东的战和走向,甚至能左右地区国家的国内政治。然而数十年来,随着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激化,加上域外大国和中东非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世界“分而治之”,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让位于地方民族主义,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利益让位于各国的现实利益。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阿拉伯多国转型、改革举步维艰,阿拉伯世界逐步拉开了同地区内非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差距。阿拉伯国家的头等关切不再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地区建构,而是本国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良好善治和社会稳定。对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巴勒斯坦事业首先是巴勒斯坦人自己的事业,然后才是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的事业,这是中东政治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向。阿拉伯各国日益“内顾化”、务实化的政策取向,决定了阿以关系改善的根本动力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自觉和主动作为,这有利于中东局势持续缓和,地区发展合作的大气候正不断生成。
三是地区诸强相互争斗疲态愈现,开始探索建立新的共存之道。
沙特和伊朗连年争斗均已导致各自“战略透支”,本国财政缺口不断拉大,当权者威信受损,伤及政权稳定。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正逐渐改变以往对伊朗的正面对抗打压策略,转而寻求与伊朗长期共存的“新常态”。与此同时,伊朗因长期受美西方国家制裁而连年出现财政军费吃紧,近年来有意收缩地区战线,调整外交政策优先投入方向,寻求与沙特等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土耳其受困于当前国内政争激烈、民众不满政府等压力,在干预叙利亚、利比亚局势的同时强调政治和外交途径重要性。
地区其他国家也均力避卷入大国对抗,不愿在各域外大国和地区强国间选边站队,而选择积极劝和促谈,寻求政治解决地区冲突。此外,疫情蔓延也在诸强经济和社会治理层面产生连锁危机,各国不得不全力应对,减少了各自在地区强硬行动,客观上使局势部分降温。
最后,美国调整中东战略局成为地区各国寻求“和解”的直接原因。
一方面,拜登政府致力于“纠偏”前任的中东政策,强调以外交手段应对地区热点问题,谋求地区局势和盟友体系的双稳定,这在客观上鼓励了地区国家相互走近。在美国授意下,伊拉克担当起伊朗同沙特、埃及、约旦等之间的斡旋角色,多管齐下推动和解进程,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和解未来可能成为趋势。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寻求与伊朗“修好”、从阿富汗撤军、向亚太和“印太”战略转向等,削弱了美国对其中东盟友的安全保护能力,盟友对美“靠不住、信不过”的印象加深,纷纷开始寻求“自救”,增强“战略自主”,减少对美过度依赖,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地区局势趋缓。
“总体缓和”大趋势启示未来
中东地缘格局正朝“总体缓和”逐步转向,对于参与中东地区合作的各利益攸关方而言,这一趋势为其今后在中东的行动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地区国家应坚定走自主发展之路。
冷战后30年、阿富汗战争20年、“阿拉伯之春”10年来中东国家政治发展历程证明,外部势力一厢情愿的“民主改造”和强加的治理模式非但不会给地区国家带来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反而会加速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形成新的地缘政治“黑洞”,只有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经验的发展之路才是正确选择。
面对西方国家仍咄咄逼人的“价值观外交”攻势,地区国家应同有关各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文明融通互鉴,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外来干预,各方应支持地区国家增强自主发展与治理能力,推动地区国家走独立自强、团结协作的自主发展道路。
要摆脱“零和博弈”给中东安全带来的桎梏,各方应同地区国家一道积极探索“以发展促安全”的地区安全治理新路。“阿拉伯之春”10年来,中东发展严重受阻,地区和平安全得不到强有力的物质保障,西方国家在中东推行的“以实力促和平”“以民主促和平”等安全治理收效甚微,中国等国倡导的“以发展促和平”理念愈发受到中东国家期待。
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应继续秉持包容、合作、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精神,倡导中东国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做大经济合作“蛋糕”,增强地区内部经贸、投资、技术等领域的相互依存和彼此政策协调,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深化同中东国家的务实合作,以区域协同发展为地区和平与安全贡献可持续的力量。
更进一步,应帮助中东国家构建自己的地区安全机制。当前中东许多国家在外交上奉行多元平衡式的“对冲战略”,其本质仍是一种消极的“规避问题”而非积极的“解决问题”举措,这种利用地区紧张局势让自己左右逢源的机会主义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国周边环境恶化的问题。
随着美国战略收缩持续推进,中东构建属于本地区的安全机制愈发迫切。近来,中国政府倡议在维护伊核全面协议前提下,有关各方共同搭建一个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探讨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中东面临的安全问题,推动形成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新共识。未来,有关各方可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类工作机制,动态调整议题,用真正的多边主义确保对话持续取得进展,为海湾和中东的持久和平共同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
来源:2021年11月17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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