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前排中）在东京的首相官邸率阁僚合影

    对于日本“摆脱战后束缚”可能产生的危险后果，国际社会恐怕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文/项昊宇 编辑/吴美娜

　　3月27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防卫大学毕业典礼的训话中称，俄乌冲突“可能演化为二战以后世界和日本最大的危机”，“日本不能排除任何选项，需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

　　2月27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开发表“核共享”言论，挑战日本战后“核禁区”。安倍当天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提出，鉴于俄乌局势，日本应讨论类似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和美国的“核共享”政策，即美国在盟国基地部署核武器并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由盟国战机搭载使用。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公开表示，未来要将防卫预算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左右……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一轮摆脱“战后束缚”的冲刺已经起步。

　　如果从1952年4月生效的《旧金山和约》算起，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回归”国际社会已经整整70年。但无论是在日本国内政治语境中，还是在国际社会的观感中，日本至今未能走出“战败”阴影。“摆脱战后体制”，恢复国家的“自信与尊严”，一直是日本保守派政治精英孜孜以求的国家战略目标。而在这种政治意志背后，却潜藏着扭曲的逻辑和危险的动机。

“战后体制”何以成为“战后束缚”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由美军组成的“驻日盟军司令部”主导下完成战后重建，逐步建立起所谓的“战后体制”。这一体制的内核就是1947年实施的《日本国宪法》，即人们通常说的日本和平宪法。

　　一方面，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通过主导制定和平宪法，给日本“战后体制”植入了“和平主义”底色和美式“民主”理念；另一方面，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美国对日本的“战后处理”并不彻底，不仅没有彻底清算战争责任，还鼓励日本重整军备，使日本“战后体制”成为美苏冷战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出于维护“国体”、恢复国内经济、所谓的“防范共产主义”、回归国际社会、逃避战争责任等考虑，或主动或被动地配合了“战后体制”的构建。

　　在国家政策层面，日本的“战后体制”主要表现为和平宪法所确立的“专守防卫”政策取向，其核心是宪法第九条中关于“不保持军力、放弃发动战争”的规定。根据这一原则，日本在战后只能有限度地发展防卫能力，防卫开支长期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以及“武器出口三原则”等一系列自我军事约束。

　　客观地看，这种以“和平主义”为核心的“战后体制”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为其经济腾飞奠定了社会基础。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盛极一时，其长期压抑的“政治大国”诉求重新抬头。

　　同时，随着“保守与革新”对垒的政治格局走向瓦解，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发展，保守势力主导政坛。在此背景下，基于和平宪法的“战后体制”，逐渐被以日本右翼为代表的群体视为日本“大国进程”中的“绊脚石”，种种军事活动限制更是被其视作阻碍日本“国家正常化”的“严重束缚”，右翼保守势力对此一直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

“修宪”背后隐含的真实动机

　　实际上，日本挣脱“战后束缚”的诉求，早在1955年自民党成立之初就已出现，多年来一直以“积少成多”方式在逐步推进。其一方面表现为以自卫队为代表的军事力量的重建和壮大，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自民党政权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和安保立法等方式，相继实现自卫队走向海外和解禁“集体自卫权”，使日本自卫队在国际社会逐渐“脱敏”；另一方面表现为部分势力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淡化、美化甚至“翻案”等操作。多年来，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上错误言行层出不穷，教科书、靖国神社、“慰安妇”和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因此不时升温，日本与中韩等邻国围绕历史问题的矛盾摩擦不断出现。

　　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导致日本“不正常”的根源在于和平宪法，日本摆脱“战后束缚”的目标最终只能通过修宪才能实现。尽管保守势力一直在伺机推动，但由于战后日本社会“和平主义”思潮深入人心，修宪主张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安倍晋三作为“修宪派”领军人物，在任多年也未能推动修宪迈出实质性步伐。

　　在此背景下，被视为“鸽派”的岸田文雄上台后却高调提倡修宪，其在今年3月的自民党大会上更是声称要将修宪作为“重要课题”来抓，难免让很多人感到意外。有分析认为，岸田此举主要是为了争取保守势力支持，以迎战今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巩固执政地位。但外界的确需要正视一点，即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和社会保守化的加剧，修宪正逐渐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多数认同。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享指出，目前日本政坛右翼已不是少数派，日本政治右倾已十分严重，这令人担忧。

　　尽管如此，日本要想成功修宪仍有多重门槛要迈过。首先，正式修宪案提出后需要众参两院各2/3以上多数票赞成才能通过，然后提交全民公投，得到过半数支持才能成立。目前在众议院，自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等所谓“修宪势力”超过2/3议席，但在参议院的议席尚不达线。其次，即便国会能达到2/3修宪门槛，但各党派要围绕修宪内容达成一致并非易事。例如，自民党极力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但执政伙伴公明党出于“和平主义”立场对此极为慎重，认同修宪的在野党也各有不同主张。总体而言，日本要实现修宪，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修宪本是一国内政，但日本修宪问题具有不同于他国的敏感性和外溢影响。和平宪法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产物，是战后国际秩序的象征之一。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却认为这是占领军强加于日本的，视其为“眼中钉”，主张只有通过“自主制宪”才能恢复国家自主与尊严。这一主张背后潜藏的逻辑是对战后东京审判的不服，与右翼势力的错误历史观一脉相承。

　　在日本一些政客看来，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需要抹去“战败国”痕迹，为此对内要完成修宪，关键在于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名正言顺地拥有军队，强化“自主防卫”能力；对外要推动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使日本拥有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而较之于上述诉求，其更具隐蔽性的目的在于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底层逻辑。在近年来的日本官方叙事中，反复宣扬日本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捍卫者，指责中俄等国“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其实质是要用美国霸权主导的“自由民主秩序”叙事来偷换概念，以取代“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摆脱“战后束缚”暗藏多重风险

　　纵观日本近现代史，渲染外部危机向来是日本战略精英推动国家变革的不二法门。当前一些地区冲突的升级，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推动“摆脱战后束缚”的“国家正常化”进程提供了新“契机”。可以预见，在国际和地区格局深刻演变的当下，日本国内有关动作将带来多重风险。

　　一是民粹主义进一步抬头，日本政治面临极化风险。日本自民党从小泉纯一郎时代的“剧场政治”开始，逐步转向为民粹政党，渲染外部威胁和煽动对抗情绪成为其争取民意支持的重要手段。在此风潮下，日本政界众口一词主张对外示强，发展自主防卫，而主张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改善近邻关系的左翼力量几乎趋于消亡。保守势力主导政坛、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坛格局下，日本政治日益丧失多元包容色彩，失去温和理性的声音。

　　二是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刺激军备竞赛升级。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通过“政府见解”等方式已逐步架空和平宪法。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国际机构的排名，日本军力位居全球第六，日本自卫队早已是实力强大的一流“军队”。在所谓的“专守防卫”方针之下，除了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攻击型航母不能拥有外，号称“防御”目的的直升机航母、F-35战机、宙斯盾战舰等具有强大攻击力的最先进武器装备都已配备。

　　一旦失去和平宪法制约，日本凭借强大的科技积累和工业实力，将可以不受约束地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甚至废除“无核三原则”。这些变化将严重冲击地区战略稳定和军力平衡，引发周边国家争相效仿和竞争。

　　三是深刻影响日本国家发展走向。近代以来日本几度大起大落，多次孤注一掷“豪赌国运”，对外战略中非理性冲动往往取代理性抉择，表现出“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倾向。当前的日本，对内面临少子老龄化等深层次制约，对外面临新兴国家的竞争挤压和国际局势的动荡干扰，“内忧外患”刺激下，再度面临迷失发展航向的危险。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摆脱战后束缚”的危险指向，集中体现在对华战略上。当前中日利益联系空前紧密，中国的和平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在日本政坛和主流媒体中，却充斥着极为落后片面的对华认知误区和各种扭曲心态，竭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公然鼓噪“对华防范竞争和牵制”，导致日本民众对华反感情绪加剧，这种舆论操纵基本上相当于战争动员的效果，不免让人嗅到一丝似曾相识的危险气息。对于日本“摆脱战后束缚”可能产生的危险后果，国际社会恐怕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来源：2022年4月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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