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博兹克尔（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5届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在一个家庭中，妻子是否遭遇家暴，更多地取决于丈夫的性别意识，而并非妻子掌握的资源和权力多寡。

文/《环球》杂志记者 胡艳芬 编辑/乐艳娜

　　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有多普遍、多严重？答案可以从一份2月新出炉的报告中找到。这份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多家国际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15岁至49岁的女性人群中，有超过1/4（27%）的人，曾遭受过亲密伴侣的身体或性暴力。

　　这可能是近年来调查面最广、跨越时间最长的一次研究——调查针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万名女性，收集了从2000年到2018年开展的366项统计数据，同时还参考了约176万名女性的回答。

　　早在十余年前，联合国在名为《世界妇女》的报告中就提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全球性的顽固问题。面对持续“惊人”的调查数据，世卫组织也曾反复表示，家庭暴力仍是一个全球难题。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查没有覆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新情况，而来自全球多国的调查、统计显示，疫情加剧了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且使求助环境变得更为恶劣。

她们为什么不离开？

　　当得知一名女性长期遭受其伴侣的殴打、虐待时，很多人会问“她为什么不逃走？”“为什么不离婚？”“为什么不求助？”……

　　答案并不简单。

　　首先，施暴者通过控制手段，使受害女性处于“围困状态”。伦敦大学城市法学院高级讲师卡桑德拉·维纳说，施虐方起初会以各种方式讨好受害人，以取得她的信任。然后会让受害者感到害怕——他们通常，但并不仅仅是通过身体威胁或性暴力的方式，使受害者感到恐惧。

　　研究显示，施暴者通过限制受害人接触朋友和家人，以及断绝她们的经济来源、限制她们出门等手段来对她们进行控制。这样，他们就让受害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让她们更难以反抗。而受害人则会不断地感到焦虑、恐惧，以致更无信心改变自己的处境，以避免恐怖结果的发生——心理学家将这种心理机制称为“围困心理”。

　　更何况，即使冲破心理的牢笼，暂时逃离家庭，也并不能终止施暴者的控制行为。维纳说，“研究表明，离开实际上是有危险的。控制还会继续，从原来的试图让受害人不离开，转变成试图摧毁她们。”

　　其次，受害者因为经济原因或者为了孩子，而选择放弃抗争。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工作高级讲师米凯拉·罗杰斯说，对有孩子的受害女性而言，经济虐待往往使她们缺乏自信心，而且不知道该如何养活自己和孩子。逃离家庭不仅意味着失去原有的经济保障，也将令孩子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学校和朋友，从而使受害女性倍感内疚。而如果不带走孩子，受害女性就需要经常返回原居地，看望或接送孩子，这就意味着她们不得不经常被迫面对施虐者。

　　来自中国的研究发现，那些在家庭里收入更高、社会地位更优越的女性，同样难逃家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马春华表示，“如果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超过丈夫，夫妻间的地位相对于传统性别模式出现倒置，女性遭遇暴力的可能性有时反而会增加。比如我们之前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妻子拥有绝对资源，对于她是否会遭受家庭暴力没有显著影响。”马春华进一步表示，在一个家庭中，妻子是否遭遇家暴，更多地取决于丈夫的性别意识，而并非妻子掌握的资源和权力多寡。

　　再次，受害女性出于羞耻感而隐瞒家暴内情。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致力于研究创伤和弱势群体的研究员艾利森·格雷戈里表示，许多受害者对她们所经历的家暴感到尴尬或羞耻。她们可能担心，一旦结束这种虐待关系，就会被外人发现，她们的自尊心将被碾压，不得不面对外界的评头论足，甚至遭遇歧视和区别对待。

　　格雷戈里说，“研究还显示，受害者还特别担心令父母失望。而且，结束虐待关系意味着她们必须直面自己的经历，而这一切同样会带来痛苦。”

　　最后，不得不说到“爱”这个原因。格雷戈里和英国利物浦大学社会学主任桑德拉·沃克莱特经过研究发现：爱，可能是人们留在家暴关系中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受害人不离开，或是离开后又返回。

　　对2021年一项主题为“我为什么留下”的推特调查活动的读者反馈进行分析后，人们发现，人类的情感非常复杂，社交媒体的评论对女性的情感和心理影响很大。一些女性在推特上写道“婚姻是永恒的”“我不想一遇到困难就逃跑”以及“孩子需要父亲”。

　　研究显示，受害人想维持夫妻关系而选择了原谅，并把这作为生活的主要目标，甚至以牺牲自己的安全为代价。与此同时，施虐者却在操纵受害者感情方面变得更加狡猾老练，他们总在威逼利诱：“如果你爱我，你就会……”他们还会利用受害者的担忧和关心来阻止她们离开，比如以伤害对方或自杀相威胁，以使受害者感到不安或内疚。当受害者陷入这种“爱”中，她们更难回答亲人、朋友的这类问题：“他这样对你，你怎么还爱他？”于是，她们选择保持沉默，这也让她们陷入更深的孤立和危险中。而这正是施暴者乐于见到的结局。

救济的困境

　　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就提到了妇女人权和基本自由，到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人权公约》又对妇女和儿童遭受暴力的情况进行了关注。如今，各缔约国都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开展着各式各样的反家暴行动。

　　然而，无论是行政、司法还是社会救济，在针对女性的家暴问题上，都频频遭遇挫折。

　　中国于201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首部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该法实施6年来，对预防和惩治家暴行为起到了显著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难点。

　　2021年11月24日，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研究团队发布了《2017-2020年千份涉家庭暴力离婚判决书分析》（以下简称《分析》）。《分析》随机抽取了2017至2020年涉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判决书共1073份，其中94.8%的原告是女性。结果显示，因为原告举证情况不乐观，家暴的最终认定比例极低，离婚请求的支持率也较低。

　　举证方面，在这1000余份判决书中，无家暴相关证据或者证据情况不详的占到了68%，仅提交了一份孤证的占一半以上；80%的案件中，关于家庭暴力的部分没有得到正式认定，或被定性为“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

　　除了举证难，旨在为家暴受害者撑起法律“保护伞”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难，是司法救济的另一个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刘敏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问题，一直是落实反家庭暴力法的难点，有群众认为现实中由公安机关来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效果更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情况。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机构，相比社区、妇联甚至法院来说，其行政强制措施在制止家暴上更及时、有力度，群众也更认同。

　　据统计，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开始实施至2019年12月，全国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5749份。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庭长李明认为，这个签发量还不太乐观。应该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同时妇联等社会组织，也应协助受害女性了解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帮助她们进行申请。

疫情恶化家暴现象

　　2020年，当新冠肺炎疫情在意大利肆虐时，许多医生因为照顾病人而受到感染，以致失去了生命。当年3月30日，27岁的罗蕾娜·卡拉恩塔去世了，那时她即将取得医师执照，但害死她的并不是病毒，而是她的男友安东尼奥。

　　类似的悲剧也发生在西班牙小镇阿尔马索拉。因为遭到丈夫何塞的家暴，35岁的卡琳娜在两个年幼的孩子面前死去。因为疫情管控，社区里的人们无法聚在一起为她哀悼，只能来到阳台上或者窗前，远远地聆听来自市政厅的丧钟。

　　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平等协会的会长基卡·福梅罗对媒体说，根据他以往的观察，家暴案件的数量在特定时期内会骤然上升，比如水灾时，女性不得不与伴侣共度更多的时间。

　　2020年，在法国发布疫情封锁令不到一星期后，政府就表示，警方报告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上升了1/3，而在巴黎，上升幅度甚至更大。

　　在西班牙马德里运营阿斯帕西亚基金会的弗吉尼娅·吉尔认为，遭受家暴的女性有多重忧虑：担心被施暴者发现，担心离开家感染新冠病毒，不知道当地为受害者提供服务的机构是否在运作等。吉尔担心，那些本应被带走的施暴者，可能不会被警察拘留，因为法庭“瘫痪”，也无法传唤他们到庭。

　　欧洲理事会下属的性别暴力专家组负责人马塞琳·诺迪表示，有些时候，疫情阻碍了家暴受害者的求助。“一些地区的家暴庇护站已经完全停止接收求助者，因为工作人员不知该如何管理疫情风险。”她说。

　　诺迪还担心，一些女性由于失去工作和收入，会在经济上更依赖施暴者，从而更难离开对方。

　　演员妮可·基德曼作为联合国妇女署的亲善大使，曾到访世界各地，聆听过许多女性受害者的描述。她说，她们的故事时常令人感到痛苦、心碎和恐惧。“我们从这场疫情中吸取的教训之一是，对于如此众多的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女孩来说，家庭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随着许多国家在疫情后开始开放，我们有机会创造一个新常态——一个没有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未来。”

来源：2022年4月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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