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防长奥斯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印度外长苏杰生、印度防长辛格（从右至左）举行联合记者会

    缺少大国战略的回旋余地，印度很难说自己能玩转多向结盟。

文/吴琳 编辑/吴美娜

　　4月11日，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视频会晤。印美外长、防长“2+2”会议当天也在华盛顿举行。美方透露，拜登希望印度配合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扼杀俄罗斯能源收入的行动。然而，面对美方这番最新“敲打”，印方没有应和。

　　最近一段时间，尽管受到美国频频施压，印度到目前为止仍保持了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对俄乌冲突持中立态度。这让美国感到不满。

　　从近期印度对外关系上的新动向，以及印国内就相关国际话题的政治辩论情况不难看出，面对更加复杂多变、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印度正审时度势，积极谋划在变局之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印度之路”。

重新审视国际战略环境

　　4月5日，印度联邦议会人民院（下院）就俄乌冲突展开政治辩论，主要聚焦这场冲突给印度内政外交带来的新挑战。

　　议员们担心俄乌冲突态势变化有可能会让印度陷于更加困难的外交处境，呼吁印度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政策，甚至是调解行动；对莫迪政府保持与俄罗斯的历史关系表示赞赏，但对中俄关系的变化深表担忧，认为不断深化的中俄关系将在未来对印度构成战略挑战。多数议员认为，新的分裂的世界秩序将使印度不得不在保持战略自主性和与西方建立更紧密伙伴关系之间走钢丝；认为中国仍然是印度最大的战略和安全威胁；批评西方试图影响印度的政策，对西方公开告诫印度的做法表现出明显的焦虑。

　　隔天，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对这些关切进行了回应，并就国际环境变化和印度对外战略应对发表了看法。其核心观点是，印度外交政策必须牢记国家信仰和价值观、利益和战略。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苏杰生重申，印度的立场是支持“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尊重国际法、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争端，但他没有回答印度是否可能进行调解的问题。他同时反驳了西方人对印度从俄罗斯购买能源的批评，宣称印度这么做是“对国家利益的合法追求”，西方人从政治上指责印度既不必要也不公平。

　　据苏杰生的说法，下一步，印度外交的一个重点，是继续呼吁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敌对行动，鼓励俄乌之间更高级别的会谈；另一个重点，是应对国内面临的经济挑战。为减轻俄乌冲突等对印度及其合作伙伴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他提出，印度将加强与伙伴在该问题上的合作：一是支持邻国渡过难关，包括为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提供能源和食品援助；二是推动商业外交的多元化，为满足印度对粮食、药品、化肥原材料等的长期需求在全球开展外交活动。

　　就印度如何在世界新秩序中自处这一问题，苏杰生指出，世纪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加速了世界格局的演变，面对诸多担忧和疑惑，“让印度变得更强大”是根本出路，印度将通过“自力更生的印度”，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尽管这种“自力更生”永远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

从亲美路线上战术性回调

　　与苏杰生此番表态形成呼应，莫迪政府近期在对外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其中，印度与美国在俄乌冲突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印美关系。对印度而言，继续坚持2020年以来的“亲美抗中”路线，已难以有效应对自身面临的新挑战。

　　今年印度外交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进程。

　　2月18日，印度与阿联酋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预计在未来5年双边货物贸易额将从目前的6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并实现15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目标。

　　经过长达十年的谈判，4月2日，印度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过渡性质的《澳印经济合作与贸易协议》，莫迪将其描述为印度与澳大利亚“双边关系的分水岭时刻”，强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如此重要的协议达成共识，显示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强调，该协议是两国关系最大的一笔政府投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澳印经济合作与贸易协议》作为两个重要大国之间达成的一项雄心勃勃的贸易协议，展示了“政治和战略上的必要性是如何克服贸易谈判中的顽固障碍的”。

　　除此之外，印度还与英国、加拿大、欧盟和以色列启动了双边贸易谈判。

　　对于印度突然变身为一个“自由贸易友好型国家”，也有不少人表示不解。而与此有关的议论，恰恰说明了印度外交上的转变。

　　2019年11月，莫迪宣布印度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事件引发的讨论持续至今。一些印度民众认为印度错过了一次成为大型区域贸易安排重要成员的机会，担心印度对自由贸易的抵触和国内经济改革的滞后将使印度难以面对东盟、澳大利亚等地区经济体的竞争。两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度经济的冲击、一些周边冲突带来的地区震荡等，更是加深了民众对印度发展前景的担忧。

　　可以说，莫迪政府将注意力投向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和担忧，重塑人们对印度经济和发展前景的信心。与此同时，莫迪政府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考量：将经济和贸易作为多向结盟的新手段，在深化和拓展伙伴关系以及实现商业外交多元化的同时，对冲美国对印度的战略捆绑，增强自身在所谓“印太秩序”重构中的分量。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努力开拓的自由贸易伙伴要么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要么是其重要的外国投资来源，要么是印度侨民的聚居中心地。印度提升与它们的经济依存度，不仅有助于打开新的市场，提振印度出口经济，还能为印度减少对单一国家和市场的过度依赖、保持战略自主性提供保障。

　　从印美关系的角度看，当前美国与印度商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意愿不强，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加强与其他伙伴的经贸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考虑到美国酝酿推出的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印度近期作出一系列积极的经贸合作姿态，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向美国传递信号，即表明印度是一个潜力巨大且合作意愿强烈的经济合作伙伴。

　　另一个微妙变化，体现在中印关系上。3月25日，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访问印度，这是自发生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以来，中印两国最高级别的外交接触。在新德里，王毅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和外长苏杰生分别会晤。双方政治表态较去年积极，多瓦尔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正如山石不能阻碍溪流顺势而下，双方的一些分歧也不应该改变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势。

　　今年以来，中印双方举行了第14轮和第15轮军长级会谈，氛围明显趋于缓和。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印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立场，两国都支持以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制裁手段给世界制造更大危机。

　　不能忽略的一点是，结合印度政治精英对印度对外战略的主流看法，应对中国的“挑战”仍然是印度的长期目标。这决定了中印关系的回暖很可能是临时性的，印美在俄乌冲突上的分歧和摩擦也不会从根本上撼动印度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当前莫迪政府所酝酿的外交变局并非战略上的变化，而是多向结盟战术的转换和回调。

“印度之路”是否行得通

　　苏杰生在其2020年出版的《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的战略》一书中写道：传统同盟内部的信任在削弱，固守“不结盟”原则或寻求正式同盟关系，均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他笔下的“印度之路”，是要通过构建基于议题、以结果为导向的多向结盟，“制衡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塑造多极化亚洲，获得更多朋友、更少敌人、更多善意和更大影响。

　　在印度现行战略和大变局之下，这样的“印度之路”能走得通吗？

　　苏杰生所谓“印度寻求多向结盟下的利益最大化”，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多向结盟不等于中立，也不等于“不结盟2.0战略”（有强大官方背景的印度智囊团2012年初曾发布一份引发诸多关注的重要文件——《不结盟2.0：印度21世纪外交和战略政策》）所定义的“印度在中美之间保持谨慎平衡”，其更重要的前提是明确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并将发展与美国的准联盟关系作为优先战略目标。

　　面对西方在印度对俄关系上加大施压，印度在大国战略层面的转圜空间急剧萎缩。缺少大国战略的回旋余地，印度很难说自己能玩转多向结盟。因此，有分析认为，归根结底，印度需要认清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独特地位，回归不结盟的路线，切实认识到中印关系良性竞争的本质，以及印美关系在诸多层面的局限性。或许只有实现大国战略均衡，印度的战略自主才能保持。

　　（作者系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2022年4月20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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