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标志性雕塑“打结的手枪”前对记者发表谈话

    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挑战问题单似乎越来越长，越来越棘手。这种状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与历史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同人类的安危福祉背道而驰。

文/凌胜利 编辑/吴美娜

　　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人类还未走出世纪疫情阴霾，又面临新的传统安全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乏力，又叠加发展鸿沟加剧的矛盾；气候变化等治理赤字尚未填补，数字治理等新课题又摆在我们面前。

　　新的时代议题呼唤新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面对严峻挑战，世界应该怎么办？

安全形势日趋复杂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随着各国之间交往不断加深，国际社会理应更加相互依存，更加融为一体，形成休戚与共的安全共同体。然而，事实却是当前全球安全形势比以往更为复杂，首先表现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

　　一是全球安全观念的碎片化。安全观代表了各国对于安全威胁的认知，以及对于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安全合作的理解。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程度差异导致对安全的需求不尽相同，并扩大了全球安全认知的差异，更加难以形成统一的全球安全观念共识。

　　二是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碎片化。虽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安全治理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各种地区安全组织、联盟等同样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此之间不乏机制上的冲突，总体安全机制的成效因此受到限制。

　　三是全球安全状况的碎片化。目前，全球各地区的安全状况差异明显，一些地区传统安全形势严峻，国家之间的冲突激烈，国内战争惨烈；而一些地区已持续多年处在和平状态，目前更多关注国内非传统安全问题。

　　其次表现在安全主体更加多样化。以往，主权国家是影响全球安全的主要行为体，也是既有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组成单元。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演变，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安全中的影响有所增强，比如跨国公司、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乃至一些重要个人，都会对全球安全事务产生重要影响。全球安全主体更趋多元化，使得构建多主体安全治理机制的必要性进一步彰显。

　　再次，安全议题不断增加。一方面是一些旧联盟“阴魂不散”，并继续强化，另一方面是小团体不断涌现，加剧了紧张。尽管迈入新世纪已20多年，但一些国家依然奉行冷战思维，笃信联盟政治，使得军事集团化现象不仅没有弱化，近年来还有加强趋势。比如，北约历经五次东扩后仍不收手，导致大国地缘政治对抗加剧，引发地区冲突；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五眼联盟”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解体，而是伺机不断强化军事合作；美英澳、美日印澳等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逆势增强，严重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军事集团化现象，导致地区安全局势趋紧。

五大挑战交织并存

　　与此相关，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和平红利效应存在边际递减现象，全球安全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科技发展、应用等引发技术失控的安全隐患呈上升态势。科技的发展、应用等，本就存在令人不安的一面，一些国家之间的不信任以及企业之间的失序竞争等进一步增加了相应管控的难度。若某些先进科技为不法分子、犯罪团体或者是不遵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的某些国家所掌握，将对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

　　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引发的安全担忧持续存在。为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条约，但这并没有完全终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风险。当前一些生物、化学武器仍存在被非法使用的风险。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核安全风险有所增加。大国在全球核战略力量限制方面陷入不进则退的局面，全球核扩散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大国之间的核威慑和核对抗不时出现，一些无核国家的拥核意愿增强，这些都会引发地区和国际局势的紧张。

　　三是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层出不穷。当前，国际社会中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依然存在，由种族政治、宗教冲突、贫富分化等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时有发生；先进科技加持下，恐怖主义活动变得更加隐秘和迅捷。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人员、资本、产品、技术等流动不断增强，随之而来的各种跨国犯罪问题，如金融诈骗、洗钱、走私、贩卖毒品等也不断增加。

　　四是面临全球性疫情引发的综合风险考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经济危机爆发的风险进一步增加。不少国家出现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粮食紧缺等问题，个人及群体压力不断累积，各种社会矛盾显著增加。政治安全风险也在累积，一些治理能力相对落后的地区和国家已经出现社会稳定问题和政局动荡局面。随着国际社会进入后疫情时代，各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五是大国地缘对抗与战略博弈风险增大。大国竞争加剧引发地缘政治危机，对国际安全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受大国竞争影响，美国等不断强化联盟体系。影响更为深远的一面是，全球战略力量的平衡有可能被打破，全球裁军和军控等问题的推进将面临更大阻力。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所言，“当前，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挑战问题单似乎越来越长，越来越棘手。这种状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与历史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同人类的安危福祉背道而驰。”

强化共识，共筑未来

　　面对重重挑战，该如何推动构建一个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

　　前提是加强全球安全观念共识。凝聚共识，是缓解集体行动困境的核心所在。当今世界安全威胁日趋复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多元，这也意味着需要在安全观念方面实现革新，才能更有力地促进国际安全合作。

　　在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是存在一些基本共识的，比如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各成员国在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得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成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遵守这些共识，还需要凝聚更多安全观念共识，并争取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力量。

　　基础在于大国协调。从历史经验看，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如何对于全球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些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同样离不开大国之间的协调。大国关系不睦，全球安全必将遭受严峻挑战，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更加重大；大国协调不力，势必影响全球安全治理。鉴于此，必须缓解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促进大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关键在于完善安全治理机制。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些安全机制，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完全发挥作用，存在一些不完善和有待改进之处；在一些新的或经常被人忽视的安全领域，安全机制还有待建设和健全。

　　总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离不开全球层面联系紧密而有效的安全机制的建设，但这种建设短期而言比较困难，各方行之有效的努力，多以双边、次区域或者地区层面的强化合作为主。面对如此境况，也不必太过悲观，因为通过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加强，促进地区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也能提升全球安全的水平。

　　此外，国际社会还要在多层次、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上加强合作。面对多样化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需构建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的综合安全治理模式。鉴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复杂性，不同议题的治理难度和需求差异明显，相应治理手段需要循序渐进，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比较紧迫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等，尽快加强治理；对于并非紧急但在未来中长期内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要充分重视，防微杜渐。应指出的是，各国在合作实践中不断积累信任，相应的治理努力才会最终取得成效。

　　最后，继续加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联合国的诞生，是两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结果。自成立以来，联合国在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与争端、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等方面，还是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我们面临的全球安全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相比于另起炉灶建设一套全新的国际安全组织体系，逐渐对这些国际组织做出改进、完善更为可取。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2022年5月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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