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一只鸟飞过香港贸易中心

    鸟撞建筑，被认为是由人类造成的仅次于家猫捕食导致鸟类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文/《环球》杂志记者 乐艳娜 编辑/姚依娜

　　一只成年雄性发冠卷尾可能去过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持续10年的观察。利用2008年在河南省信阳董寨建立的基于个性标记的发冠卷尾长期监测群，2012年起，来自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多位教授尝试用各种跟踪器追踪发冠卷尾的迁徙。

　　2021年春，高精度GPS跟踪器在经历了前期太阳能充电不足的问题后，终于成功记录了一只发冠卷尾从越冬地前往繁殖地的北迁过程。

　　这只仅在夜间迁徙的鸟2021年4月离开位于泰国北部的越冬地，19天飞越了2090公里，5月2日抵达前一年的繁殖地董寨。科学家们发现，它的迁飞天数只有7天，其余时间都在停歇地“精确打卡”，其包括老挝、越南和中国的6个停歇地，都非常靠近国境线或中国省界线。

　　科学家们认为，这种“精确”可能是因为这些停歇地多为人迹罕至、地形复杂的高山，森林生态环境保护较好，昆虫更具多样性，发冠卷尾能在白天迅速补充迁徙所消耗的能量。

　　当科学家们为10年来的首次追踪成功而欢呼时，警示却如影随形：这种迁徙很可能因为一次鸟撞建筑事件戛然而止。

　　鸟撞建筑，是指鸟类因玻璃透明与反光的特性而无法认出玻璃的存在，从而与建筑尤其是玻璃窗户相撞，导致受伤或死亡。北美地区的相关研究表明，鸟撞建筑被认为是由人类造成的仅次于家猫捕食导致鸟类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在加拿大，每年因鸟撞建筑死亡的鸟类个体数量在2500万只左右；而在美国，这一数字则达到惊人的3.65亿～10亿只。

　　全球8条重要的候鸟迁飞区中的3条——西亚-东非、中亚、东亚-澳大利西亚——途经中国并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版图。这意味着每年有大量鸟类会飞过中国城市或乡村的上空，它们与建筑相撞的风险不小。然而相比北美地区几十年的调查研究积淀，在中国国内，大部分人可能甚至从未有意识到存在鸟撞建筑这一问题。

　　2021年9月，昆山杜克大学联合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成都观鸟会首次公布了中国范围内的鸟撞调查报告。该调查的发起人、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彬彬告诉《环球》杂志记者，2022年春，多个区域的新一轮观测已经开始，这一调查项目的微信公众号“防鸟撞行动网络”也已正式上线。她希望，通过公民科学的方式，不仅让公众意识到鸟撞是一个真问题，而且可以促使全社会更多地去思考如何在城市里实现人和野生动物的和谐相处。

身边的鸟撞事件

　　对于迁徙季节的鸟类来说，纽约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2021年9月，一位纽约市观鸟协会的志愿者在推特上发文，展示当天上午的监测结果：“我捡到226只因为撞到玻璃而死亡的鸟，这里是其中的一些。光是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两栋楼下就有205只。更多的已经被扫走，或血肉过于模糊而无法捡起。有30只受伤的，已经联系野生鸟类基金会。如果你今天在纽约，走路的时候要小心。”

　　而位于纽约中央公园西北侧对角的Circa中央公园高端公寓，也因其弧形的立面造型和玻璃幕墙，被称为迁徙鸟类的“死亡陷阱”。

　　李彬彬告诉《环球》杂志记者，鸟撞发生的原因与建筑物上的玻璃及夜间灯光有着较大的联系。白天，鸟类看到反光玻璃上映照出植被、天空等景象，以为玻璃上的地点可以到达，因此与玻璃发生撞击；或者是鸟类透过透明玻璃看到另一侧的植物或空间，以为可以飞到对侧的环境。而在夜间，人造光线会使鸟类失去方向感并对鸟类产生吸引作用。多数鸟在撞击建筑之后会直接死亡，即便幸存，也会遭受从喙断裂到颅内出血等程度不一的损伤。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北美地区的学者开始重视鸟撞建筑这一课题，学术论文数量在近十年增长迅速。比如，包括杜克大学、克里夫兰州立大学在内的高校进行了迁徙季节系统性鸟撞调研，并以鸟撞数据为支撑，在校园内采取防鸟撞措施；芝加哥麦考密克广场湖畔中心进行了持续43年的系统性调查，共记录到鸟撞事件超过4万次，揭示了夜间灯光会导致鸟撞更频繁发生的规律。大范围系统性调研则以2014年迁徙季进行的跨越北美洲鸟撞调研项目为代表，它囊括了40所北美和墨西哥的大学、覆盖281栋建筑，并揭示了城镇化与鸟撞频率的关系。

　　除了系统性调研项目外，北美还存在数量众多的随机汇报鸟撞项目，包括持续11年的芝加哥鸟撞监测项目、隶属于加拿大致命灯光警觉项目的鸟类友好型建筑项目等。

　　在中国，鸟撞事件也曾登上“热搜”。比如2020年4月，北京昌平两栋楼间的房屋安装了玻璃幕墙，由于玻璃镜面反射出天空的景象，不少迁徙鸟类误以为幕墙是天空而被撞死。后来，相关人员对幕墙加盖了苫布并进行遮掩处理。尽管不少动物保护协会对此有所关注，但系统和科学的调研项目却始终缺席。

　　2017年，在美国曾参与杜克大学鸟撞项目研究的李彬彬，在昆山杜克大学内也目睹了数起鸟撞事件，她开始转变生态保护更多是在野外进行的观念，认为城市也是实现生物多样性、进行生态保护的重要场所。当年，她开始组织环境政策方向的研究生对校内鸟撞现象进行调研，并形成了首份校内鸟撞报告。2019年秋季，在她的指导下，昆山杜克大学鸟撞项目组开始了对校内鸟撞建筑现象的一年两次迁徙季节系统性调查。同年9月，成都观鸟会的朱磊博士等人基于微信小程序创建了全国鸟撞事件随机报告提交平台。

　　但是，这两个项目由于地域局限或是随机汇报，无法全面反映鸟撞的真实发生情况。2021年春，昆山杜克大学鸟撞项目组、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与成都观鸟会合作，开启了全国系统性鸟撞调研。

　　经过报名与筛选，最终有128名个人志愿者和33个志愿者团体参与了这次为期77天的调研，范围覆盖除西藏、宁夏和台湾之外的所有中国省区市。共有12个省级行政区记录到鸟撞事件39次，同期还有42条调研外的随机汇报鸟撞记录。

意外的调研结果

　　这一调研结果与北美的数据相比，差距巨大。对此，李彬彬表示，已公布的这一调研报告只是单次的数据积累，输入计算量远远达不到可以预估中国鸟撞建筑事件发生的数量。“只有通过多年连续的公民科学调查，覆盖城镇化程度不同的区域，包括不同楼层、建筑玻璃面积的多个数据，才有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预估数据。”

　　尽管数据有限，调研报告仍揭示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报告结果显示，82.1%的鸟撞事件发生在低于6层的建筑上，频率甚至是高层建筑的9倍，74.4%发生在周围是树木的建筑上。李彬彬说，“这的确是一个较为意外的结果，后续还需要更多调查和数据去印证。鸟撞发生，主要还是跟建筑表面是不是有比较多的玻璃覆盖、建筑物周边有没有植被、是否能倒映出植被等因素有关。鸟撞不只是发生在摩天大楼上，许多因素都要一起综合考虑。所以对于低层建筑，尤其跟树高差不多的建筑，我们建议减少玻璃的使用或者使用特殊的玻璃。”

　　再比如，发生鸟撞最多的是雀形目鸟类。李彬彬解释道，这是因为，很多雀形目的鸟是林栖型的，常穿梭于树叶之间或者树与树之间形成的“隧道”，更容易受到房屋形状的影响，比如两栋楼之间有一个间隙，鸟在飞的时候，潜意识地会顺着楼道间隙往前飞，这时候如果楼前突然多了一个障碍物，就很容易撞上。此外，很多雀形目的鸟不集群飞，个体较小，飞行速度又很快，导致鸟撞发生几率大、受伤严重程度高。其他类型的鸟，比如一些猛禽或者水鸟，要么在更高的海拔飞行，要么在水面附近活动，栖息环境离玻璃建筑物比较远，发生鸟撞的几率相对就低。

　　“开展鸟撞调查，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这些在城市中生活的鸟类，了解城市中的生物多样性。让大家能意识到，由于一些建筑物的存在，鸟类会面临生存风险，而这些风险是可以避免或者降低的。比如从个人来说，可以在玻璃窗上贴一些鸟类防撞贴纸，晚上关掉不必要的灯，拉上窗帘，把室内植物远离玻璃窗放置等等。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来说，城市规划的从业者、决策者以及建筑师可以对城市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有更深的理解，把生物多样性纳入到城市设计的考量中。毕竟，人类在城市的居住时间越来越多，如何使城市成为人和野生动物的良好栖息地，现在的研究将贡献其重要的价值。”李彬彬说。

公民科学的开始

　　2022年春季，来自南部、华东和北部三个地区的志愿者已全部到位，他们将最晚从4月18日起，针对选定建筑开展为期4～7周的鸟撞建筑定期调查，按照要求记录并提交数据。调查可在每周连续5天的早上进行，所需时长根据所选调查建筑外周长而异，约20分钟可以完成。

　　相对于以往此类项目通常由动物保护组织开展，李彬彬将自己正在进行的这一项目定义为公民科学项目，“这一概念在西方已经提出很久，但重要的不仅仅是用公民收集的数据来进行分析，而是要在项目开展之前，就要制订出科学的数据收集流程、设置好相应的科学问题，只有这样才可以收集到正确的数据，形成后续政策支持的基础。同时，还需要对参与者进行定期的培训和指导。”

　　在国内，广西的水禽动物观测等项目也使用了公民科学的办法，但此类项目为数仍然较少。“在美国，很多项目是由协会来主导的，比如鸟撞项目就由许多鸟类保护协会组织开展。国内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组织鲜少高薪聘请科学家或专业人士来任专职，导致同类协会中能够进行科学项目设计的专业人员不足，而科研机构由于自身学术压力大，不太有精力发起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或收集几十年的数据来得出一个结论。因此，两者的结合未来也许是进行公民科学项目的一个方向。”李彬彬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

　　不过，鸟撞调研项目使李彬彬对公民科学项目的前景有了充分信心。“以前进行野外生态保护研究时，都要求到野外至少待一两个月，这其实限制了很多人的参与。但鸟撞就发生在城市里，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想参与其实非常简单，因此项目就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比如去年参加过的志愿者，今年还会报名，而且他们自己就会在一些发现过鸟撞事件的建筑上进行简单的改造，看到自己的成果。这种影响，将会为未来城市规划、建筑营建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

来源：2022年5月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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