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给城市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城市作战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作战样式，随着科学技术、战争理念的发展变革而不断演进。

文/梁海军 李炬 编辑/黄红华

　　“筑城以卫君，选廓以卫民”。纵贯古今，放眼世界，自从城市出现，围绕城市的攻防战，就在人类战争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城市作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中心，人们进行生产、生活、居住的聚集地，具有特殊的军事价值和地位。

　　20世纪以前，由于城市发展规模不大，战场地幅和战略纵深相对较小，交战双方往往集中全部兵力围绕坚固城池的攻防来决定一次战役乃至战争的胜负。中国唐朝的睢阳保卫战、南宋的襄阳保卫战和钓鱼城之战，以及13世纪英王亨利三世围攻贝德福德城、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攻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等，都是古代典型的城市攻坚战例。

　　随着经济、科技加速向前发展，城市进一步扩张，预计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近5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70%。城市将成为区域乃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是交战双方必争必保之地，军事行动愈加会围绕城市展开。城市作战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作战样式，必将随着科学技术、战争理念的发展变革而不断演进。

城市逐渐成为重要战场

　　城市战被称为“地狱里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40%以上的重大战役行动都发生在城镇地区，著名的基辅攻防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柏林争夺战等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与结局都具有重要影响。有关数据表明，二战结束以来由各大国主导的世界范围内300余次武装冲突和军事干预行动，其中的90%涉及城市，城市能否有效夺控往往意味着战争的胜败。近年来，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叙以冲突等都带有鲜明的城市战特征，对抗双方主要作战行动和争夺的焦点都集中在城市。

　　现代城市是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工业基地等的集中地，是资金、人口、信息、物资等迅速流通的枢纽，是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科学技术突进、文化事业繁荣的重要依托，是国家作战体系的重点和关键。城市具有十分丰富的作战资源，能够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补给、装备技术，作为区域网络通信和交通道路的枢纽，使之成为战争潜力的重要指标。一旦遭敌方破坏或控制，战争体系的功能和潜力将遭到毁瘫，军队的生命线将被切断，军队失去行动自由和主动权，导致国家资源、财富流失，影响军心士气、民心意志。

　　在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政权虽然宣称要让美军陷入巷战的泥潭中，号召全民挖壕备战，但却始终心存侥幸，认为美国人并不会真的攻击首都巴格达，城防准备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然而美军在战争发起前，经过深入的论证，认为只要拿下巴格达等主要城市，伊拉克战事将很快结束，因此提出了“巴格达第一”速战速决的指导方针，集中力量攻击巴格达和伊拉克其他重要城市。在美军“三非”作战手段（“三非”作战指非对称交战、非线性作战和非接触作战，是对现代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特征的总结）和多路向心夺占的强势进攻下，开战仅20天，近500万人口的千年古城巴格达即告陷落。随着美军陆战一师远征部队进入巴格达市区中心广场，并攻夺萨达姆城，伊拉克人彻底失去了击退美军的意志，美军由此掌握战局的全部主动权。

城市攻防在立体多维空间展开

　　城市地上、地面、地下建筑等复杂的空间结构，建筑物、街区、路网、地下设施等多类型要素，使城市成为立体攻防的战场。城市密集的建筑物、复杂的街区是城市战斗的主要依托和战场。工业厂房、仓库等中低层建筑，适合装甲目标实施隐蔽突击，也可以成为反坦克导弹、迫击炮等装备的射击依托，高层建筑为轻武器狙击提供便利，也可以作为火炮、防空武器宽视角的发射阵地。发达的路网是城市作战的重要通道，满足攻守双方展开快速攻击、迂回、反击、撤退等行动的要求，也是装甲战斗车辆实施机动、突击的条件，更是进行全纵深攻击和各类后勤装备补给的路线。

　　由于高大建筑物、街垒、废墟等阻隔、拦截各类车辆实施机动，路网是部队最好的机动空间，进攻方为兵力兵器展开和后续发挥作战效能，通常集中优势力量争夺道路控制权，防守方为阻滞对方机动以及寻求战机反击，综合使用火力、兵力、障碍、工事等，结合道路实际，在交叉路口、立交桥等枢纽部位构建坚固防御的支撑点，加强对道路的控制。

　　另外，地铁、停车场、人防工程、隧道、下水道等现代城市地下空间，坚固性强、隐蔽性好，配套设施齐全，有良好的通风、给排水、照明、饮食等条件，且交通网络发达，有的可以形成长达数十公里的地下街道网络，这些都拓展了城市战斗的空间，使得战斗行动不再局限于地表和空中，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空间可以用来储藏军事物资、承载隐蔽指挥，为防御者长期固守城市提供便利，成为守方凭坚据守的依托，同时也是攻方渗透突击的秘境。

　　城市作战空间的多维立体特征，可以为多种战术行动提供条件，防守方可以充分借助桥梁、楼房、废墟等实施隐蔽、突然的游击、袭击、狙击、反击、伏击等，进攻方可以割裂防御体系分区，采用封锁、围困、空袭、无人打击等战术。交战、机动等多样化行动可以在多维空间同时展开，使得立体化综合对抗成为常见作战样式。

　　相比其他领域，城市作战更能呈现混合战争的特征，在进行目标夺控时不仅仅是单纯的火力打击，还伴有舆论战、法理战、心理战、网络战等多种作战方式，在组织进攻与防御时综合采取伏击与反伏击、空袭与反空袭、狙击与反狙击、封锁与反封锁、无人与反无人等多种行动。

　　城市作战特有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了“得民心者胜”，如果不能有效宣扬自身行动的合法性、正确性，同时重视使用信息战、网络战、电磁战等手段，加强准备，对于进攻方来说，将不得不置自身于守城方勠力同心、誓死捍城的压力之下；对于防御方来说，会陷入腹背受敌、内外夹击的不利局面。

　　因此，城市作战必须重视攻心夺志，强化震慑效应，发挥“软战争”“混合战争”的效果，将作战企图放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理威慑上，综合使用物理硬摧毁和信息软杀伤，剥夺敌方的抵抗意志，达到守城、控城的目标。美军在费卢杰之战时，首先使用空地精准火力毁瘫城内通信、网络、电力等基础设施，对城内军民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而后兵力突进，迅速实现作战效果。

武器使用有限制

　　鉴于城市特殊的地理环境，其作战模式以及武器使用都有自身鲜明的特征。城市内纵横交错的道路将作战区域自然分割成不同的街区，各街区内建筑物林立、有大量的地下设施，既相互联系，又一定程度上各自独立。进攻方的前进队形被地形割裂，因此难以实施大规模的兵力集中作战，各队、组被分散在不同的街区、空中或者地下等多维空间实施相对独立的战斗，近距离进行逐屋、逐街、逐路等争夺。由于受街区地幅容量的限制，防御方也无法在一定区域内配置较多兵力，只能依托桥梁、大型建筑、交叉路口等构建防御支撑点，以街区或大型建筑为单位构建基本防御组织，以营以下分队规模为常态，比如一个班或者排来固守独立建筑物。

　　随着装备技术的发展，无人机、无人传感器、无人车等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平台凭借其隐蔽性、不惧危险、灵活机动等优势，将进一步缩小城市作战的力量规模，不同街区的作战行动在网络信息体系支撑下有序推进，通过分散抵近预定目标以达成精确夺控之目标，进攻作战的编组、保障等都必须服务于分散作战、巷战、近战而展开。美军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多次使用无人机观察周边地形，对对手实施有效精准打击。

　　不过，城市特有的人造地形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削弱信息化装备的作战效能，比如，侦察监视装备因为栉比鳞次的建筑、街垒等无法进行实时高效的态势感知；通信设备和作战指挥平台因为敌方专门的电磁压制、建筑物屏蔽、民用电磁信号干扰等，难以保持稳定的通信联络和安全可靠的指挥控制。此外，由于多个小规模作战单元在多维空间多个方向进行独立分散作战，正规作战和非正规作战同时展开，空中作战力量、地面作战力量等多种作战力量联合作战，传统作战力量和无人化智能化新型作战力量共同参与，大大增加了协调关系的复杂性，对作战行动难以动态控制，指挥员难以及时准确了解部队整体行动情况，指挥协同难度变大。

　　街区、建筑物、壁垒等限制也使双方的火力杀伤范围大幅缩小。进攻方难以及时发现和打击依托地面建筑和地下设施设防的守军，密集的建筑和交错的道路限制了快速机动，建筑阻隔和电磁干扰影响其稳定通联；防御方同样难以协同控制在多维空间以分队为单位进行固守并伺机反击的作战力量，无法及时感知攻方行动展开的情况，因此也难以组织起高效的指挥协同。在索马里摩加迪沙作战中，尽管美军装备精良，但因“三角洲”部队未能与接应部队及时联络，各作战力量之间也未能保持实时通联，三架“黑鹰”直升机坠落，战斗目标终未能达成。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城市作战政治性强、舆论导向要求高，而城市内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紧邻，特殊敏感目标多难准确区分，一旦发生误伤误炸等情况，可能在道义上陷入被动，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

　　具体来说，城市内的合资或外资企业、外事机构、国际组织办事机构等，直接关联国际社会，经济、政治敏感度高；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以及教派领袖等是广大信众的信仰和精神寄托，历史名城、文物古迹等特定民族的历史传承标志记录着城市的文化和特色，这些一旦遭到破坏，会引起宗教、民族的反感和仇恨，导致宗教、民族矛盾激化，甚至爆发极端恐怖主义行动；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生活的供水、供电、医院、学校等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居民住宅区等，一旦遭到打击，会出现无辜平民伤亡、财产损失，造成民众心理上的恐慌，激起民众反敌情绪，不能妥善处理的话可能会导致全民抗击，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风险，并遭受国际舆论压力、军事和经济制裁等。对于这些特殊敏感目标，攻防双方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粗放式”战斗手段进行夺控。

　　此外，凭坚据守、负隅顽抗之敌，也可能混在普通民众之中，意图趁乱逃脱，或者劫持外国人、国际组织人员、宗教领袖以及涉外重要资产等为“人盾”“人质”，进行胶着作战或者作为谈判的筹码，迫使对方“投鼠忌器”。

　　基于以上考虑，城市作战必须慎用兵力火力，根据不同的作战情形灵活选择合理的打击方式，比如，选用精确制导弹药，围绕作战目的严格控制作战规模等，目的是把对平民及其他民用设施等可能造成的附带损伤降到最低。

　　（梁海军系陆军指挥学院博士；李炬系陆军指挥学院教授）

来源：2022年5月1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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