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7日，在莫桑比克万宝莫桑农业园，农户在水稻收割现场载歌载舞庆祝丰收。

万宝莫桑农业园是中国在非洲最大规模水稻种植项目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方案，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也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还为各国有效缓解世界粮食“恐慌期”的压力提供中国智慧。

文/普蓂喆 刘合光 编辑/胡艳芬

　　仓廪实，天下安。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也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还为各国有效缓解世界粮食“恐慌期”的压力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策”的演进

　　粮食安全中国策，孕育于中国国情。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的“先天不足”和长久以来与饥饿抗争的经历，是粮食安全中国策应运而生的苗床。

　　古代中国一直有重农重粮的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粮食安全思想和治理体系。“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晁错“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都强调粮食是固本安邦的基础。历代农政官员撰写修订的《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等农书，促进了粮食生产技术的传播和提升，提高了粮食生产力。从西汉的“常平仓”制度，到唐朝定型的“丰则贵籴，歉则贱粜”的吞吐调节，一直到清代自上而下完备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储备体系，都是中国粮食治理的宝贵经验。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又是人均资源小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7%，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每公顷耕地所占有的径流量也仅为全球均值的80%。且中国自然环境复杂，农业面对的自然灾害多，洪涝和干旱、低温冷冻和高温热害等交替频发，持续威胁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方针”，对稳定粮食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有组织、长时间进行中低产田改造；修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着力开展育种研发，促进先进生产技术集成配套，推动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改革开放后，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同时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具体举措，可以提炼为“稳产”“保供”两大领域、6个着力点。

　　“稳产”强调粮食要“产得出”，聚焦关键、要害、积极性3个着力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要害”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积极性”则是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

　　“保供”则强调粮食要“供得上”，聚焦储备、流通、国际3个着力点。储备方面，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粮食储备体系，全国有效仓容量达9亿吨，覆盖原粮和成品粮，建成了辐射到乡镇的应急储备、加工和配送体系；流通方面，建立起“两横六纵”八大粮食物流线路，开展粮食公路、铁路、水路多式联运，骨干物流通道全部打通，建立了规范统一的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台，确保粮食流通有序畅通、国土全覆盖；国际合作方面，积极融入全球粮食产业链条，统筹国际国内资源，深化国内外粮食产业合作，广泛开展南南合作和粮食援助，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策”的内核

　　纵观中国粮食安全发展历程，尤其是21世纪以来形成的粮食安全实践和政策体系，其内核主要包括4个理念。

　　跨区域调剂理念。跨区域进行粮食调剂，是实现粮食供需空间均衡的必然要求。从过去的“湖广熟、天下足”，到现在的“北粮南运”，在不断变化的粮食区域产销格局中，中国始终坚持粮食跨区流通通道建设，实现了空间尺度上的粮食余缺互补。开展跨区域调剂，为一定程度的粮食生产大分工留足市场空间，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整体社会效益；同时坚持对非主产地区粮食生产的基本要求，避免产销格局过度失衡，确保调剂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在主要立足自身的基础上，中国也将调剂区域扩展到国门以外，利用国际市场进行品种调剂，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要。

　　跨时期调剂理念。中国农业自然灾害频发高发，粮食产量年际间波动大，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仍有“两年一歉”或“两丰两歉一平”的周期性波动规律。储备调节机制是中国应对粮食生产波动的有力工具，是粮食安全中国智慧的结晶。通过在丰年建立储备、充实库存，在歉收或发生危机时抛储来平滑粮食消费，实现了时间尺度上的粮食余缺互补。储备吞吐过程中的逆市场调节机制，有助于避免“谷贱伤农，米贵伤民”。

　　长周期增长理念。除了被动适应粮食生产的短期波动外，中国还主动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坚持科技创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克服产量周期性波动，力图实现长周期尺度下的产能稳步提升。在生产技术层面，中国研发了一系列高产稳产、抗病抗倒伏品种，围绕各类风险因素开展攻关，部分研究和技术已具备世界领先水平。在经营制度层面，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开展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协调，进一步释放生产力。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传统技术边际增产空间收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中国进一步提出生物技术攻关、发展绿色“低碳”生产方式等发展方向，确保粮食产量可持续增长。

　　应急期平抑理念。提高粮食市场化水平、释放市场活力的另一面，是人为因素下市场异动的增加。进入21世纪后，粮食金融化、能源化特征日渐突出，历次全球粮食危机背后，都有资本炒作的影子。2007～2008年和2010～2011年粮食危机期间，国际粮食价格大幅攀升，但国内粮食价格依然维持了稳定。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后，在市场看紧预期下，一些热钱涌入，囤积居奇。中国政府平稳有序抛售玉米库存，逐渐稳定了市场预期。有效应对市场异动的背后，是中国在常规时期不断夯实提升的稳产保供能力。只有如此，方能在应急期及时出手，利用市场调节手段，抑制不良资本恶意炒作，维持市场正常秩序。

应对世界粮食恐慌的中国智慧

　　当今国际政治格局动荡、战争阴云笼罩、疫情影响持续，叠加矿物能源短缺、生物能源发展加速，全球粮食市场波诡云谲、惊涛不断。全球陷入粮食恐慌，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4月初表示，实行粮食出口限制的国家增至35个。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等国际组织警告，新一轮粮食危机正在酝酿。粮食“恐慌”压力下，中国不仅可提供粮食安全的实践经验，还将继续有所作为。

　　第一，防患于未然的危机意识——在常规时期打好粮食安全基础，在“恐慌期”从容应对。常规时期，将粮食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建立重农抓粮的社会氛围、政策体系。树立长周期发展理念，持续稳定科技投入，推动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树立跨时期调节理念，建立粮食收储调节机制，以备不时之需。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借鉴中国古人智慧而建立的营销援助贷款制度，至今仍是其农业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恐慌期”，利用收储体系稳定粮食供应，跨区域、跨国度拓展粮源，同时继续稳定粮食生产投入，确保下季粮食生产顺利转化为下期有效供应，缓解危机的长期影响。

　　第二，继续向友好国家提供粮食、技术和政策援助，促进粮食安全水平协同提升。常规时期，继续扩大农业对外合作，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传播农业发展经验、政策和技术。技术方面，中国已在亚非拉国家建立了30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近千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仅“南南合作”一期项目就向20多个发展中国家派出736人，帮助当地培养了4000多名农业管理和技术人员。未来可开展粮食产业技术合作，进一步扩大合作深度和广度。政策方面，中国长期为非洲国家培养培训农业专家和官员，提高这些国家政府制定粮食政策的能力。在“恐慌期”，可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向友好国家无偿提供力所能及的粮食援助，输出用于应急和长期发挥作用的粮食生产技术体系。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建立包容和谐的全球粮食治理体系。作为粮食危机的主要受害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全球粮食治理。中国应继续稳定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区域组织以及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建立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关系。针对全球粮食安全中的关键技术难题、政策焦点，积极组织发展中国家参与研讨，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协同发展中国家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难题。继续深入推进南南合作、“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依托中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南南合作知识分享平台，促进知识交流与互动，更好地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普蓂喆、刘合光分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来源：2022年6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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