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一家集成电路企业车间，工人观察芯片的生产情况

    “中国不需要再多一家定位低端的半导体公司，所以我一开始就定位高端。”

文/《环球》杂志记者 乐艳娜 编辑/张海鑫

　　2020年3月10日，周卫兵站在上海浦东张江一家酒店的落地窗前，看着几乎空无一人的街头，不禁有些恍惚。

　　十几个小时前，他乘坐一架只有孤零零几名乘客的洲际航班从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起飞，落地上海后办完入住手续，才发现往常人来人往的酒店里除了自己，仅有另一名住客。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股指狂跌、原油期货价格下降到令人匪夷所思的负值，周卫兵就在这样的“动荡”中选择归国创业，当时的他踌躇满志。因为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也将像2003年的非典一样，虽然严重但很快会结束。

　　令周卫兵始料未及的却是，自己回国创业的整个初始期，完全被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之中，公司的运营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历经困难和挑战，却让他对自己所选的道路越来越坚定，信心也越来越强。“我要做中国最卓越的芯片公司。中国的高端核心芯片技术，应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周卫兵说。

被国外垄断的芯片

　　周卫兵创立的深圳无限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无晶圆通信芯片设计商，致力于提供全球领先的超高性能、超大交换量、全面可编程的以太网交换芯片系列和软件开发工具包（SDK），以驱动用于承载5G、人工智能、云计算和自动驾驶的新一代核心网络。公司总部设于深圳，在硅谷、上海、南京和罗马尼亚均设立了研发中心，目标客户包括传统的网络设备制造商，如华为、中兴通讯和新华三，也包括新兴的云服务商，如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

　　以太网是应用最普遍的网络基础技术，以太网交换机能同时连通多对端口，使每一对相互通信的主机都能无冲突地传输数据。像数据中心、云计算这样提供集中算力的网络构架，要求网络连接高带宽、低延迟，需要多台交换机，而以太网交换核心芯片就像大脑中的血管，在其中起到重要支撑作用。这些芯片时刻控制着信息传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主宰了全球的数字经济和信息安全。灼识咨询数据显示，以销售额统计，全球仅商业以太网交换芯片的总体市场规模2020年就已达到368亿元。而随着5G、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大规模应用，以太网交换芯片的需求高速增长，其中中国的需求占全球近一半的份额。

　　遗憾的是，中国在以太网交换芯片技术领域的积累却近乎空白，国产率不足5%，尤其是中高端核心芯片市场，几乎被博通等美国企业完全垄断。中国的系统厂商能提供高性能的网络设备，但设备里的交换机和路由器用的仍是国外芯片。

　　“由于极高的技术门槛，以太网交换芯片的毛利率极高，达到80%以上，拿走了产业链的绝大部分商业利益，极具商业价值。更何况，中国不能依赖于美国的网络交换芯片，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卡脖子’问题。这可能是我考虑做一家中国交换芯片公司的初衷所在。”周卫兵说。

　　周卫兵有13年在硅谷工作的经历，供职于美国芯片制造商博通公司。他前后分别在博通的以太网交换芯片和物理层PHY芯片两个产品事业部工作，参与和领导了全球最顶尖的核心网络芯片的研发。2007年进入博通的他在工作中发现，公司的中国客户越来越多，需求也越来越大，中国正成为以太网交换芯片的最大市场之一。

　　然而，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一年后，华为也受到了美国实施的第一轮制裁，无法向美国企业购买元器件。这意味着，博通关闭了这两家中国企业向其直接采购以太网交换芯片的大门。

　　“我记得公司法务给大家发邮件，说要中断和中兴、华为的一切往来，包括售后服务。那中国市场巨大的需求空缺谁来填补？这让我进一步萌生了回国成立一家高端以太网交换芯片公司的想法。”周卫兵说。

一开始就定位高端

　　无限数科技公司的核心团队成员来自博通、思科、海思等全球顶尖芯片企业，每一位都是周卫兵亲自面试精挑细选出来的。“初创企业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市场、资金和人才。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是高端芯片需求最大的市场之一，融资也能很快得到解决，最难的就是人才。”周卫兵说，“中国行业内外的企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高端交换芯片的重要性，但到现在仍然鲜有能与博通竞争市场份额的企业，最主要的短板还是人才。”

　　近几年来随着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加剧，很多硅谷人才并不愿意放弃稳定的职业生涯和优渥的薪资待遇，加入到一家中国初创公司。但仍有一些人被周卫兵“做中国最卓越的芯片公司”的愿景吸引，加入了无限数科技，有的甚至放弃了在硅谷优越的职位，举家来到中国。“但这还不够，人才稀缺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寻找人才，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周卫兵说。

　　尽管疫情影响了人们的旅行和交往，也增加了与潜在客户和供应商等合作伙伴交流的困难，但团队的努力还是使公司迅速崭露头角。2020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无限数科技公司被上海市政府评为“一类人工智能企业”，目前芯片架构、前端和后端设计正有序推进，有望2023年实现芯片流片、2024年实现芯片量产，进而实现规模营收。

　　归国两年，基于在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长期浸淫以及归国创业后的实践操作，周卫兵总结出两种“均不客观”的理念：一种是神话半导体领域的技术难度，认为中国公司应该以成本和价格为导向，先从低端起步，再做大做强，定位高端；另一种则是认为中国可以弯道超车，“一夜”赶上美国。“半导体与其他高科技产业一样，发展规律基本都是从低端起步就永远是低端，很难再往高端发展。我在芯片行业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从未看到过先从低端起步、然后转型高端的成功案例。中国大部分半导体公司是以成本和价格为导向的，怯于仰望星空，但美国的半导体公司向来是以性能为导向的，以以太网交换芯片为例，单芯片的数据处理能力10年间就提升了超百倍，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又不断被追赶的领域已逐渐被放弃。这样导致的结果显而易见，美国继续引领半导体技术的发展，而中国半导体公司的数量哪怕不断增加到美国的10倍，但营收和利润却只有其1/10，甚至更低。我们应该明白，芯片领域没有强大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应用，很难快速追赶，弯道超车基本不存在。”周卫兵说，“中国不需要再多一家定位低端的半导体公司，所以我一开始就定位高端。”

　　经过几年发展，周卫兵更坚定了“做最高端最复杂的芯片”公司的信心。“近年全球业界推出的新产品，比如博通的Trident-4和Tomahawk-4交换芯片，英伟达的 NVIDIA Spectrum-4交换芯片以及阿里推出的数据中心全系列系统产品，证实了潜在客户对高端网络芯片的巨量及新颖需求，说明我们对产品定义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说创业伊始我只是盲目乐观，现在这种乐观则有了坚实的基础。”周卫兵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创业本就九死一生”

　　周卫兵的乐观，也许来自于他相对顺遂的人生经历。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力学专业本科毕业后，他进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第二总体设计部从事国防技术研发工作，不久后获得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此后他又转而学习了当时其他中国学生较少青睐的电子工程专业。

　　周卫兵在硅谷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全球第一的半导体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公司新思科技实习，参与EDA软件和半导体IP的研发。此后，他于2007年成为博通首席工程师，带领遍布全球的博通研发中心的工程技术团队，负责芯片的前端设计及仿真。“我对硬科技的喜爱，对特立独行的追求，都是我可以舍弃以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从头创业的原因。”周卫兵说。

　　近年来，像周卫兵一样看好国内市场，从硅谷回国创业的人不在少数。但第一次创业就选择极为艰难的核心芯片技术产品领域的，极为少见。他的好友和家人曾告诫他，是否应该降低产品定义，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我找人才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人，谈了好几个月，最终还是打退堂鼓了，原因是觉得我想做的太难了，很难成功。但创业本就是九死一生，失败是正常的，成功的反而是凤毛麟角。尤其今天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全球最大的电子消费市场，对高科技的需求日益增长，从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到普通老百姓，对建设美丽强大中国的愿望，对追求美好和谐生活的向往，都需要发展高科技作为支撑，对高科技人才和知识都极度渴望。我自己天生是个乐观主义者，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从不放弃梦想。”

　　如今，站在深圳科兴科学园二期一栋新办公楼里，周卫兵异常感慨。这个科学园有近10万名互联网工程师，每天晚上10点是下班的高峰期。“中国人如此勤奋，但工作收入相比美国同行来说却相差甚远，我希望自己的公司，是一家技术为王的公司，一家让所有参与者都能享受技术红利的公司。我更希望，无限数科技不仅仅是技术领域的引领者，给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回报，更能肩负起国家的使命，担当起社会的责任，成长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来源：2022年6月29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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