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不断的疫情给全社会创造了一个新的关于办公方式的“竞争市场”，企业根据自身的愿景、使命、产业分工和生产特点去不断地探索、优化、完善办公方式和管理方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技能、兴趣、优势甚至是作息规律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和公司。

文/黄斌

编辑/胡艳芬

　　今天，一度被不少机构当成“权宜之计”的远程办公、居家办公越来越成为日常。大洋彼岸的微软、谷歌、Meta等公司相继推出远程办公措施；国内也有不少企业认真试验了远程办公、混合办公模式；社会各界也开始认真考虑远程办公对当前生产方式、办公方式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让原有的那个互相连接、循环反馈的世界经济系统受到了巨大冲击，新的、未知的连接方式和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当然也包括办公方式的变迁。

既非“天使”，也非“魔鬼”

　　经过长时间的体验，公众早已明白远程办公的幸福与烦恼。好处自不必说，企业节省了房租，打工人省去了许多大城市令人崩溃的长距离通勤，“社恐症”患者躲避了无效社交。工作时间更自由后，一些抱怨“被工作异化的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家庭，甚至只是在家做顿美食，睡个午觉，就会幸福感爆棚。不少自由职业者更进一步，逃离了大城市，成为“数字游民”。

　　但远程办公的缺点也很明显，老板因为缺乏“在场”掌控感而感到焦虑，无法物理隔绝可能造成办公安全漏洞，不能当面沟通导致效率下降，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消失，“996式”的超常加班变成了随时待命的“007”。

　　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方式和办公方式的转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制造业领域的全球分工，还在服务业领域早早形成了以“纽约-伦敦-东京”等为核心的全球商务金融网络，以及诸如印度等英联邦国家远程接入的服务外包体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据北京市商务局统计，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累计达201家。这些企业的员工，早就习惯于白天上班、晚上开会的远程办公了。

　　当然，这种远程办公，更多的是原有办公方式的拓展，而不是替代，“在场感”和“协同感”都很弱。稍微复杂一些的沟通，就需要出差、召开会议以实现面对面的交流。但最新这一轮“远程办公”，可能会实现对现有办公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的“替代”。

从“拓展”到“替代”

　　疫情期间，远程办公之所以能成为日常，离不开像企业微信、腾讯会议、腾讯文档、有道云笔记、向日葵、金山文档等办公协同产品的快速迭代和融合协同，从而将报表、会议、文档等线下办公方式，变得即使在线上也能游刃有余地开展。

　　这些工具与畅想中的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甚至元宇宙技术和场景，正在复制甚至创造新的“在场感”，以实现对现场办公的替代和提升。比如笔者常通过腾讯会议开会、调研、讲课，且能马上导出会议记录，十分便捷。以至于近期北京疫情好转后，线下开会时笔者也常开启录音功能，以提高议事效率，促进决议落实。

　　远程办公能不能做得比现场办公更好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比如，能不能把“罗伯特议事规则”（一种促进不同群体间交换意见的议事规则）等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规则，通过会议软件固化下来，并按照用户的需要适时调整，从而让每个人“会开会”，让会议决议能更好地分解成可供执行的任务？这无疑将会使数字化远程办公变得更高效。

　　更重要地，人们常说管理是门艺术，不应拘泥于某种特定流程。随着生产方式、办公方式的变化，规章制度、管理流程也需要随之调整，而基于数字技术的远程办公、混合办公正好可以提供这种弹性，让管理更有可能趋向于精准、高效，并兼顾包容和人文精神。

新的办公方式变革

　　从广义的技术进步上说，数字时代的远程办公之所以能盛行，正是因为数字经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岗位不再基于大型流水线的序贯响应，而是基于个人或小组的旺盛创造力；不再依赖于固定在办公场所的大型设备或场地条件，而只需要个人通用设备或软件；甚至更多的就业岗位不再要求全职，仅仅要求在休闲时间和碎片时间全身心投入即可，这就从根本上替代、颠覆了原有的就业方式和办公方式。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基于平台分工的灵活就业形态，如网络文学作家、新媒体从业人员，以及软件开发、广告创意，甚至金融、法律、教育等领域的从业者。

　　数字技术的发展，让每个人都更有可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笔者曾调研过不少阅文平台上的知名作家、自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认证用户、社交媒体平台上被热捧的博主，他们中很多人都有本职工作，甚至是在那种有严格“在场”要求的单位或大公司上班。但他们仍可以因为热爱，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追逐梦想，创造更丰富的收入源。几百万怀着作家梦、文学梦的人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拾起梦想，这不仅是数字技术对工作范式的变革，更为个人追求美好生活方式提供了多种可能。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远程办公的普及，其背景是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支撑下，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实现了贸易化和可分工。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分工的范围，使得更多的地区和更多的人可以充分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

　　比如，通过直播助农，农产品的销售前端从商场超市转向了田间地头，我们可以不用根据超市进货渠道和上下班时间，而是根据自然界的花开花落、季节时令来决定买什么、吃什么；通过慕课（MOOC，即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和在线教育，将名师名课带到欠发达地区，以更好地提升当地的人力资本。

　　当然，这些美好愿景的实现，需要良好的治理体系予以保障。比如，为了消弭数字鸿沟而必须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为了增加市场可竞争性而必须加强对数据要素及其交易的监管；为了让每个人不仅有机会，而且更有能力进入新的分工体系，必须加强对人的技能培训等。

什么决定了远程办公的未来？

　　从根本上来看，是效率。不是线上淘汰了线下，而是创新淘汰了落后，高效淘汰了低效。

　　在这个变革的关口，既有特斯拉公司要求员工每周必须确保有40小时在办公室，也有苹果公司因为试图实施并不严格的返厂打卡制度，而导致了顶级专家离职。

　　一场关于办公方式的“竞争”正在展开，企业根据自身的愿景、使命、产业分工和生产特点可不断地探索、优化、完善办公方式和管理方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技能、兴趣、优势甚至是作息规律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和公司。

　　但脱离实际去单纯地讨论远程办公的优劣没有意义，更应该讨论的新命题可能是：要给企业什么样的称手工具才能更好地提升生产率和创新力？企业应该如何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才能优化管理、留住人才、创造价值？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劳动保障机制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一就业趋势和办公方式的变化，从而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发挥出每个人的潜力，带给全社会更高的效率？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面对远程时代，我们现有的这套生产方式和就业体系，本来不也要按照技术进步而不断演化调整吗？

　　（作者系国研经济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来源：2022年7月13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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