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三・一五广场的裴多菲铜像

　　鲁迅、白莽和裴多菲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度和年代，但他们之间传奇式的文坛佳话和为中匈两国之间相互了解和深化友谊所作的贡献，永载史册。

文/周东耀

编辑/刘娟娟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在中外翻译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名著名篇汗牛充栋，翻译家群星灿烂。但能让无数中国人脱口而出，甚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积极作用的外国诗歌，却并不多见。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中译版便是这样一首彪炳千秋的绝唱。

　　匈牙利面积不足10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000万左右，但它在1100多年的岁月中，培育和造就了一个诗歌与音乐的国度，尤其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一场语言和文学的复兴运动后，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和独立战争又接踵而至，激荡的形势催生了一大批诗人、作家。在灿烂的群星中，平民出身的诗人裴多菲·山道尔是最闪亮的一颗。在全世界，裴多菲的诗已被译成60多种语言，他的50多首诗被谱曲成为民歌。

为爱而歌，为国而死

　　200年前，即1823年1月1日，裴多菲出生在匈牙利中部大平原小城小克勒什的一个屠户家庭，离首都布达佩斯130公里。他的父亲姓裴多洛维奇，有斯拉夫人血统。裴多菲上中学时把自己的姓改成了Pet?fi。Fi（菲）在匈文中的含义为“儿子”“男子”，强调他是这片大地上匈牙利人民的儿子，这同他写的一系列爱国诗篇、为国捐躯的精神一脉相承。裴多菲对自己父母、家乡的感情非常深厚，在他的诗篇中，爱国、爱家与爱情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

　　在匈牙利工作的十余年中，我多次去过裴多菲的故居和纪念馆，每当看到他和父母、妻子、孩子的遗物，看到他的作品以及世界各国的译作，读着他那感情深厚的诗句，都会感慨万千、潸然泪下。

　　裴多菲的创作时期正是匈牙利革命急风骤雨的年代。1848年春，在欧洲革命风暴激励下，匈牙利也酝酿爆发起义。3月14日晚，裴多菲在佩斯第5区的一家咖啡馆和战友们进行了紧张的商议。第二天，他在国家博物馆的台阶上朗诵了头天晚上写就的《民族之歌》，号召匈牙利人民“起来，永不做奴隶”，揭开了1848年革命的序幕。同年秋天，裴多菲别妇离雏——结婚才一年的妻子和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投身于科苏特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用诗篇激起战友们的斗志，用剑同敌人搏斗。1849年7月31日，裴多菲在同援助奥地利殖民者的沙俄军队的一次鏖战中，不幸被哥萨克兵的矛尖刺穿后胸，壮烈牺牲，年仅26岁，他和1030位烈士一起被埋葬在共同的坟墓里。

　　在十多年的创作岁月中，裴多菲写下了800多首脍灸人口的诗篇和其他作品，在数量上丝毫不亚于一个创作了四五十年的诗人。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裴多菲禀具诗人天赋，在匈牙利文学史上独领风骚，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在革命年代，他的诗如行云流水，像日记一样记述着整个进程，鼓舞着人们的斗志。他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的事迹更为匈牙利人民深深崇敬。

从鲁迅到白莽，让国人认识裴多菲

　　把裴多菲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功臣，首推鲁迅先生。1907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还是26岁的青年，他用文言体写就的《摩罗诗力说》一文的第九节就是专论裴多菲的。他把裴多菲同英国的拜伦和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等大诗人并列在一起，撰写文章发表在1908年3月留日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上。1925年，他陆续翻译了裴多菲多首诗，《我的父亲和我的手艺》《愿我是树，倘使你……》《太阳酷热地照临》《坟墓里休息着……》《我的爱——并不是……》《希望之歌》……

　　鲁迅当时所处的时代，与70多年前裴多菲所处的匈牙利极其相似：匈牙利19世纪上半叶经历了语言和文学的复兴运动，中国则于1919年经历五四运动；匈牙利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和沙皇俄国的入侵，中国则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接二连三的年代，追求自由、向往光明的两国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命运和思想。

　　由于鲁迅的推崇，中国开始注意东欧“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尤其是五四运动后。1921年，茅盾用“雕冰”的笔名翻译了裴多菲的《匈牙利国歌》（今译《民族之歌》），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1923年1月，他又在《小说月报》（14卷1号）上发表了文章《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菲百年纪念》。1922年4月，茅盾胞弟沈泽民翻译了裴多菲的《唯一的念头》一诗，刊登在当年的《小说月报》（13卷4号）上。1926年8月，冯至的《裴多菲》一文发表在《沉钟》半月刊第2期。1931年，孙用翻译了裴多菲的长篇史诗《勇敢的约翰》。

　　在鲁迅先生将近30年的创作时间里，裴多菲是他经常提起的外国诗人，他在文章中多处引用裴多菲的诗。而鲁迅对白莽等年轻作家“甘为孺子牛”般的培养和提携，使裴多菲的诗在中国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裴多菲抱终天之恨，未能看到祖国的独立与解放；而《自由与爱情》这首诗的中文译者白莽遇难时，比作者更年轻。

　　白莽，即殷夫，1909年生于浙江象山乡下，童年丧父。他谦和寡言，极其聪明，9岁能看小说，十三四岁即赋诗，18岁进同济大学学习，英文、德文都学得很好，两年后辍学，专心从事青工运动。他因参加纱厂罢工和被人出卖，几次被捕，或被打得遍体鳞伤，或几被枪决，但他没有却步。他开始认真创作是在1928年，尤其是写诗，同时写了不少关于青工运动的文章，彼时他的思想渐趋深刻，技巧日臻完善。1929年，他翻译了一个奥地利人写的德文《裴多菲传》，并在这篇传的前面深情写道：“这篇文字是讲述一个出于美丽的国土匈牙利的诗人和勇士的。他的一生充满着天才的苦斗，不幸，失意的恋爱和勇敢的战争。”

　　1929年，白莽把《裴多菲传》寄给鲁迅担任编辑的《奔流》杂志，鲁迅去信要原文，因邮寄不便，白莽便亲自将德文版的《裴多菲诗集》送到鲁迅手里。在鲁迅的帮助下，白莽翻译的文章《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即《裴多菲传》）和9首诗刊登在当年《奔流》杂志2卷5号上。

　　1931年2月7日深夜，包括白莽在内的5名“左联”成员、青年作家同其他18位革命志士一起，被枪杀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一片荒场上。那年，白莽只有22岁。

　　1933年2月，白莽牺牲两年后，鲁迅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在提到白莽时，鲁迅写道，“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即上文所述《裴多菲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这就是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裴多菲《自由与爱情》一诗的中文译稿，一首慷慨豪迈、脍灸人口的杰作，丝毫不见翻译痕迹，姿致天成，宛如一首用中文写成的五绝。今天，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我们还能看到由白莽翻译、鲁迅保存的德文版《裴多菲诗集》。在这书的第18页，德文原文左边用钢笔写着那四行诗。

　　为了这首诗的“自由”真谛，诗人裴多菲和中文译者白莽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鲁迅先生则冒着生命危险，为这首诗在中国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这样惊心动魄地创作、翻译和传播一首诗的事迹，在世界文学史上极为罕见，在中匈两国翻译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一页。

至今世间仍有他的传说

　　由于鲁迅先生的传播，裴多菲的这首《自由与爱情》被国人争相传诵。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匈两国人民传统的友好关系，也由于先辈们打下的扎实基础，裴多菲的诗在中国流传更广。

　　1951年，孙用翻译并出版了《裴多菲诗40首》。1954年，他和当时在北京的匈牙利留学生高恩德共同翻译了《裴多菲诗选》，共105首，曾多次印刷。孙用原在杭州一家邮局工作，他勤奋好学，业余时翻译了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鲁迅看到后认为“译文认真而且流畅”，就积极想办法为他出版。鲁迅从润饰文字、张罗插图到寻找出版社，费去了大量心力，给孙用写过多封信。上世纪70年代，我曾几次拜访住在北京王府井红星胡同的孙用先生，向他请教翻译裴多菲诗作的经验。每每谈到这些，他总是充满了对鲁迅先生的崇敬。鲁迅逝世后，孙用几乎用尽余生精力为鲁迅的著作和译著做校注，同时也翻译了许多著作。1959年，他获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劳动勋章”。

　　20世纪80年代，由作家谌容创作、潘虹主演的电视剧《人到中年》引用了裴多菲《我愿意是急流……》一诗，在青年中引起一阵裴多菲情诗热。匈牙利“欧洲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了介绍这一剧本内容的小册子。

　　1983年底，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以《生命 爱情 自由》为题，创作了取材自白莽生命最后4年英勇斗争、热情生活的话剧，也是以裴多菲的这首诗为主线。

　　上世纪50年代曾在匈牙利留学、后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兴万生先生一直翻译裴多菲的诗集和散文。上世纪90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6卷《裴多菲文集》，先后获得匈牙利总统颁发的“金质奖章”和“大十字勋章”。

　　在布达佩斯工作时，我曾把裴多菲和他的《自由与爱情》与中国的缘分故事讲给包括匈牙利时任总统根茨、时任总理麦杰希等在内的许多人，并在匈牙利电视上做过节目，匈牙利人都非常感动。

　　其实，许多匈牙利人对中国读者如此了解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出乎意料，因为这首诗从历史意义和艺术的角度来说，在裴多菲的800多首诗中并非独占鳌头，他最有名的爱国诗是《民族之歌》《以人民的名义》《大海汹涌着》《作战》等，在欧洲其他国家，这首诗也都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出名、这样被众多读者所了解和背诵。但中匈两国作者和译者类似的时代背景和民族命运，译者采用的朗朗上口的五言绝句体，加上译者的悲壮牺牲和鲁迅的传播，造就了它在中国的独特地位。

　　裴多菲位于小克勒什的故居院子里有一尊他的塑像，建于1861年，这是他牺牲后最早建的塑像，故居后院的展厅里有他的众多手稿。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翻译出版的裴多菲诗文不计其数，有60多种译文。展厅里陈列有上世纪50年代孙用的译本、上世纪80年代兴万生的译本等。展厅后院有十几尊外国翻译家的塑像，其中包括鲁迅和孙用的，是1987年中国文化部部长、作家王蒙访匈时揭幕落成的。

　　2004年8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匈牙利时任总理麦杰希在访华期间主持了裴多菲铜像落成揭幕仪式，这是在中国的第一座匈牙利人物像，表明中方对裴多菲的尊重和对匈牙利人民的友情。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以及众多友好人士参加了揭幕式。周海婴对我说，如果有机会，他还要去匈牙利，看看裴多菲的故乡和博物馆。

　　经过多方努力，2008年10月，上海鲁迅公园里也竖立了一尊裴多菲胸像，由匈牙利时任总理久尔恰尼主持揭幕仪式。胸像在公园东门鲁迅纪念馆旁边，离鲁迅墓也不远。胸像座基的大理石正反两面分别镌刻着裴多菲《自由与爱情》的中匈文本，中文用的是白莽版本，而白莽的遇难地离这里也不远。

　　鲁迅、白莽和裴多菲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度和年代，但他们之间传奇式的文坛佳话和为中匈两国之间相互了解和深化友谊所作的贡献，永载史册。

　　（作者系新华社前驻布达佩斯记者）

来源：2023年1月1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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