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6月19日拍摄的《新中国的战犯审判与归国后的和平实践》一书

 

               ——专访合作研究新中国审判的中日专家张宏波、石田隆至

　　在新世纪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深入研究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的历史，将为思考解决复杂的国际纷争提供新的视角和独特的成功经验。

文/《环球》杂志记者 郭丹（发自东京）

编辑/胡艳芬

　　由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和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石田隆至合作出版的《新中国的战犯审判与归国后的和平实践》一书近日在日本公开发行，引起中日史学界强烈关注。

　　两位作者通过对侵华日军战犯进行的20余年的跟踪研究，结合中国国内公开的审判档案等一手资料，还原了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的历史。

　　该书认为，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的历程不仅定性了日本对战争应负的国家责任和战犯的侵华罪行，更反映了新中国为实现和平所做出的探索和为开创崭新的对日关系所贡献的勇气与智慧。同时，该书也是中日学者围绕中、日近现代史进行合作研究的典范，值得关注。

新中国战犯审判突破了国民政府审判、东京审判及国际法的局限性

　　《环球》杂志：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与东京战犯审判、国民政府战犯审判有哪些不同？

　　张宏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日盟军司令部根据同盟国授权，于1946年1月19日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策划、发动实施侵略战争负有领导责任的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史称东京审判。而对普通战争罪犯，包括大规模虐待屠杀战俘、和平居民等的乙丙级战犯的审判，则由同盟国的中（国民政府）、美、英、法、澳、荷、菲等国各自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12日到20日

在太原市审判了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名战争犯罪案件。

这是被告人神野久吉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作最后陈述（资料照片）

　　东京审判向全世界宣告，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战争犯罪的个人亦需承担责任，将部分主要战犯的罪行通过公开审理公之于众并处以包括绞刑在内的应有惩罚，是对人类反侵略战争史的重要贡献。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东京审判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例如，东京审判对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以及强掳中国战俘与平民做劳工等罪行均未予以追究。同时，由于东京审判由美国主导，其出于当时冷战及自身政治需要，于1948年底匆匆结束了国际法庭的工作，对大批重要战犯的追究不了了之，这成为日本战后至今都未能进行彻底反省的一大重要原因。再比如，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大规模战争罪行，如“三光”作战等，也未被追究。

　　国民政府审判虽然参照了东京审判的法律框架，力求达到“国际水准”，但所设立的10个军事法庭对战犯调查取证、审理水平参差不齐，无论从侵略战争加害规模、时间跨度，还是从加害程度，抑或是从立案件数、战犯人数、判刑数量等追究深度、广度，除个别法庭外，整体上都无法与美、英、法、澳、荷等同盟国审判的起诉和判刑规模相提并论。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将侵华日军总司令、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重要战犯冈村宁次释放。而释放的原因竟然是其战后配合国民政府、拒绝中共接收。冈村宁次返回日本后，公然违反国际协议，组织原日军参谋等人偷渡赴台、帮助培训军官、为蒋介石政权制定并实施反攻大陆计划等，此反共活动一直持续至上世纪60年代末期。

　　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是在1956年实施的。战犯一部分是从苏联引渡来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伪满洲国的行政官、日军警宪兵特务等，有近千名；此外，还有解放战争期间及解放后，在国内逮捕的一些留在中国国内的日本战犯。两者合计1600余名。

图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由日本归国战犯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自愿集资，

并经中国政府批准建成的“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资料照片）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吸收了国民政府审判以及东京审判的经验，同时又以超越以往审判的问题意识实施，其特点和意义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新中国对战犯的审判着重参考了已实施的东京审判，以及国际上对法西斯国家进行审判的纽伦堡审判的经验，在明确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法体系局限性的同时，又力求从法律和政治两方面克服其局限性。

　　谈到国际法的局限性，比如，确立近代国际法的国家本身就曾是殖民主义的推动者，因此战后国际法庭并未将殖民统治视为犯罪等。而新中国审判是有史以来首次对殖民统治——日本策划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并在其领域内实施犯罪——做出裁决的战犯审判。

20余年，追踪采访百余人

　　《环球》杂志：20多年来你们一共采访了多少战犯，进行了哪些研究？能讲一两个实地调研中遇到的长期坚持反战和平运动的例子吗？

　　石田隆至：我和张宏波老师一起，从日本最北部的北海道到最南端的九州岛，前后用了18年时间，张老师早于我几年开始调查研究，我们共采访了40位战犯亲历者、40多位家属以及中国20多位参与审判、教育改造战犯的亲历者和受害者等。通过跟踪采访，我们发现，这批归国战犯与日本国内其他战争亲历者有明显不同。

　　首先是对侵略战争的认识不同。普通的参与过侵略战争的军人，并不认为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是战争犯罪。因此，即使他们回忆战争中的苦难，也绝不会提及自己的罪恶。但是经过新中国审判的战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认为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战争犯罪。他们甚至认为，只有将这段加害历史讲述给更多人，才是承担曾经的加害责任、深化反省、“赎罪”的唯一有效方式。

　　其次，在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他们的主张也是独树一帜的。他们认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前提就是日本承认侵略历史并承担战争责任。只有明确承担战争责任，才能真正结束战争，构建两国真正的和平。而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及自民党政府所持的历史观都是模棱两可的，甚至是在逃避责任。

　　张宏波：1956年大批战犯回到日本后，成立了和平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他们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始终站在“战争加害者”立场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加害证言活动、和平教育活动和中日友好活动。

　　我们走访了遍布各地的中归联会员，在此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这些战犯饱含悲伤、愤怒、悔恨和反省的复杂感情及感情变化，其实都是有深层含义的，不应将新中国审判的历史仅仅视为是对侵华战犯进行宽大处理的美谈。

　　于是，我们又走访了中国多地的档案馆，查阅检察、司法、外交等不同来源的档案史料，结合对双方亲历者的口述采访，进行了反复研读与分析。

2017年6月8日，原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室护士长赵毓英（右）和原抚顺战犯管理所

后勤行政管理工作人员黄国城，一同参观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整体来看，战犯在日本的加害证言活动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规模地开展起来的，此后持续了20多年。虽然当时这些战犯大多年事已高，但他们依然经常开展有组织的加害证言、反战和平活动；积极将自己的真实经历讲述给民众，尤其是在校学生等青年人；非常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是这些战犯在回国后开展和平活动的突出特点。

　　我举一个在日本现身说法的代表——原山西省潞安日军医院军医汤浅谦的例子。汤浅谦最大的战争罪行是作为军医对战俘和平民进行了活体解剖。他在回国后，面向社会讲述其加害经历超过600次，是加害证言活动的象征性人物。

　　汤浅谦的加害证言有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内容。例如，他重点反思了自己战败后在太原战犯管理所时曾经“忘记了”做过活体解剖，直到战犯管理所要求其对罪行进行供述，他才想起那段残忍的经历。在向听众讲述时，他含泪表示，亲手将中国人活生生解剖的凄惨场面，竟然会从意识中消失，说明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恶。他因此反复把“忘记了”的经历讲给不了解战争的民众。他问听众“忘记”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忘记？或者说，正是因为可以遗忘，所以他反复进行了活体解剖；因为可以遗忘，所以意识不到应承担加害的责任。亲历者讲述的犯罪经历，让未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深入思考战争究竟是什么。

　　汤浅谦思考并提出的这个关于“忘记”的问题，分量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让更多日本民众去思考日本社会该如何面对受害者、受害国，以及受害者究竟在要求什么等问题。

　　石田隆至：我想讲一个从事和平运动的归国战犯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山阴支部”的例子。在所有采访中，山阴支部的会员是跪在张老师这位中国人面前先含泪致歉，然后再接受采访的，他们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山阴地区是日本人口最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区。政治上相对也更保守，缺乏创新及发表和平言论的土壤。因此，这些战犯很难像汤浅谦那样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通过频繁举办集会来吸引大量民众，讲述真实历史。

　　但是，他们注重相互支持，把分散在山阴地区的战犯紧密联系起来，一起开展有组织的传播真实侵略历史的证言活动。自组织成立，所有成员都保持着联系，不仅在证言活动中，还在生活和精神上始终相互支撑，致力于形成新的理念与社会关系，与侵略思想、旧的社会关系彻底决裂。中归联总部成立几十年后，某些地方的支部只剩下几个人在坚持活动，但山阴支部的全体成员，直到晚年都始终坚持走有组织的反省道路，坚守和平誓言，和平活动贯穿了他们的大半生。

　　其独具特色的有组织的和平实践，是中国和平主义教育改造与审判的结果，同时也是战犯自身深化反省并以坚定的意志身体力行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卓越性的明证。这也充分说明，今后应继续通过对“被审判者”的研究，进一步分析战后社会及新中国战犯审判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传递和平理念

　　《环球》杂志：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接受新中国审判的战犯对战争有着深刻的反省。但是，年事已高的他们是如何注重在日本推广和平理念、影响下一代年轻人的？

　　张宏波：归国战犯在日本开展的和平实践活动，影响了不少战后出生的日本民众。这些民众也积极参与到传播真实历史的活动中，而且至今仍在摸索如何继承中归联的精神与事业。例如，归国战犯在晚年自掏腰包在埼玉县设立了中归联和平纪念馆，如今，纪念馆就由他们的后继者——战后出生的日本民众在运营。

　　再举几个战犯对子女、家属进行和平教育的例子。矢崎新二的儿子矢崎光晴，从学生时代起就在父亲身边参与活动，接受了日中友好的理念，现任日中友好协会的事务局长。他继承了其父在战犯管理所学到的蒙古舞，不仅讲述父亲接受中国文化并用大半生推动反战友好活动的故事，还通过与年轻人跳蒙古舞宣讲加害历史，传播珍爱和平的理念，激发战后世代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以加深互相理解。

　　小岛隆男的儿子小岛一博和父亲一样从事与俄罗斯的贸易工作，他多次访问中国，思考如果父亲健在会如何看待当今的日本社会，也在摸索如何继承父辈的反战事业。

1990年12月，曾田吉一在松江市为大家讲述真实历史（中归联山阴支部供图）

　　藤原恒男的妻子藤原时子，其童年是在伪满洲国度过的，丈夫的加害认识引起她的共鸣。她认识到自己小时候身边的日本人在沈阳过着优越的生活，这本身就是在参与殖民统治。夫妻二人数十年坚持扎根偏远山区开展艰苦的草根日中友好活动直到晚年，时子已于4年前去世。

　　石田隆至：关于归国战犯对年轻人的影响，我想继续讲讲山阴支部的例子。由于归国战犯年事已高，中归联总部于2002年解散。但山阴支部却坚持继续开展活动，20多名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会员决定更名为“山阴中归联”，继续高举中归联的旗帜重新出发。

　　为了让年轻人能更好继承传播真实历史的社会责任，山阴中归联在核心人物难波靖直的倡议下，又建立了新的后继者组织——牵牛花会。

　　他们与年轻人一道学习、确认日本曾侵略中国的历史，让人们都能团结互助，成为和平的力量。在难波的影响下，这些有着各自工作的年轻人经常一起办画展，组织学习会、讲演会等活动，开展有特色的、传播真实历史的和平、反战活动。此外，难波与牵牛花会成员用10年时间一起整理出版了战犯们在管理所时期的集体回忆录《残留的风景——我们在湖北省犯下的罪行 抚顺战犯第三十九师团将士的认罪（2013 日文版）》。如今，山阴支部的战犯已年逾百岁，牵牛花会的年轻人，至今仍与“最后的战犯”一起，继续在山阴地区开展着有特色的和平实践活动。

独特的成功实践

　　《环球》杂志：请谈谈新中国战犯审判研究对于当下的现实意义。

　　石田隆至：归国战犯们的活动成为透视战后日本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也是本书的另一主题。解读战犯们归国后的足迹，也是审视战后日本社会如何面对那场战争、如何逐渐背离和平原则的鲜活实例，同时也可从不同角度探讨新中国为构建与日本的和平关系做了哪些努力。

　　归国战犯们正视自己的战争罪行，全面承认其责任，以毕生和平实践的形式持续深入反省侵略战争。按理说，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社会本应采取的行动。正如德国，上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对父辈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和谴责，引发了整个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但在日本，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市民层面都没有出现类似的动向，反而将认罪的归国战犯视为被中国“洗脑”的“异类”予以排斥并持续打压攻击。

　　正因如此，我认为，日本虽然有被称为放弃军队和战争的“宪法第9条”，但这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战争、期待和平，与自身“不再重复战争期间犯下的错误”相去甚远。当看到日本在战后不但不肯诚实地向曾经侵略过的中国道歉，反而与美国从战后开始一道封锁、围堵新中国，归国战犯们就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在对华侵略问题上有思想和政策上的连续性。因此他们认为，如果不正视过去的加害历史，而仅追求宪法提及的空洞“和平”理念，最终也将会抛弃宪法，重蹈战争覆辙。

2013年11月30日，难波靖直在日本岛根县松江市做生前最后一次演讲，

并向大家展示战犯共著的书籍《39师团罪行概史》 石田隆至摄

　　张宏波：通过对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的研究，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在以往的战犯审判中，尽管追究处罚侵略战争罪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出于推动冷战的需要，美国等盟国主导的审判不仅不彻底，甚至存在利用并放纵战犯的问题。

　　而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在通过彻底的罪行调查定罪的同时，也重视通过教育改造使其真心认罪悔罪成为反战力量，体现了斗争与和平的交织。

　　即使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即使当时的中国完全有理由采取报复手段惩处战犯，但在面对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日本时，中国始终以追求和平为目标。

　　追溯历史，着眼现在与未来。在新世纪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深入研究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的历史，将为思考解决复杂的国际纷争提供新的视角和独特的成功经验。

来源：2023年6月2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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