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人们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街头参加抗议活动

　　有媒体认为，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以色列“濒临内战边缘”。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吕迎旭（发自耶路撒冷）

编辑/吴美娜

　　今年1月以色列新政府上台以来，大力推动司法改革，以色列民众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进行抗议，军界、工商界、教育界等纷纷表示反对，但这些没能阻止以政府司法改革的推进。

　　7月24日，以色列议会表决通过一项法案，剥夺最高法院以“不合理”为由驳回政府决策的权力。在当天举行的对这项法案的最终表决中，来自执政联盟的64名议员全部投下赞成票，反对阵营的56名议员则集体提前离席，表达对这项法案的抗议。以色列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在法案通过后表示，执政联盟“迈出了纠正以色列司法体系的历史性一步”。

　　8月6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不会推行政府最初计划的全部司法改革，只会改革法官评选委员会的组成，而放弃其他举措。“我希望我们不会陷入宪法危机”，内塔尼亚胡说，“我想我们不会。我认为有办法可以达成公平的妥协。”

　　以色列媒体评论称，这场撕裂以色列的危机是该国的国家身份危机，是以色列前途方向之争；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是他政治生命“生死存亡”的背水一战。那么，此次以色列司法改革改的究竟是什么？引发“危机”的根源何在？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或为75年来的一次“最重大变动”

　　以色列建国至今，最高法院在政治生活中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经常推翻政府的决定。比较近的一个例子是：今年1月，以色列新政府组建过程中曾任命沙斯党领导人阿耶·德里为内政和卫生部长，但最高法院裁定这一任命“极其不合理”，因为他曾在2022年因税务欺诈而被定罪。这一裁决加剧了以色列政府与法律界之间因司法改革计划而日益紧张的关系。执政联盟立即呼吁加快推动改革，限制最高法院对政府的约束，扩大政府的权力。

　　在本次以色列政府司法改革的计划中，主要有三条重要的修正案：授予政府部门对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权；限制最高法院对议会立法的审核权；允许议会以简单多数原则推翻最高法院的决定。民众担心这三条修正案通过后，国家权力将被总理大包大揽，制约平衡的政治格局将被打破。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若司法改革获通过，这将是以色列司法机构自1948年成立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变动。

　　人们的一大疑惑是：以色列政治运作模式已持续几十年，现任政府为何要在此时下决心力推司法改革？

　　一方面，以色列政局动荡，推动改革是保持现政府稳定的粘合剂。2019年初以来，以色列执政联盟屡次瓦解，3年多时间里已举行5次选举。去年底，以色列政坛老将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这届政府主要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组成，有着“以色列史上最右政府”之称，其中极右翼政党是司法改革的坚定拥护者。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多次威胁，如果内塔尼亚胡暂停或者中止司法改革，该党将退出执政联盟，当前政府将垮台，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恐将就此终结。

　　另一方面，以色列右翼、极右翼政党对最高法院的不满由来已久，他们批评法官并非民选，缺乏法理正当性来凌驾于由公民一人一票选出的议会和政府之上。另外，他们认为，最高法院越来越左倾，经常将少数群体，比如阿拉伯族裔的权利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与现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极端强硬的立场相左。

改革加剧社会撕裂势头

　　今年1月以色列政府上任6天后，即宣布启动司法改革计划。这一计划遭到民众强烈反对，以色列总工会呼吁全国举行大罢工，甚至与内塔尼亚胡属于同一党派利库德集团的国防部长格兰特也呼吁暂停司法改革，格兰特因此遭到免职（后恢复职务）。3月，内塔尼亚胡宣布暂停司法改革计划，在总统赫尔佐格的主持下与反对派领导人拉皮德进行对话。双方的对话持续数月后失败。

　　7月24日，以色列议会经过长达数十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以64票赞成、0票反对，最终通过司法改革的一项关键法案，法案防止法官们以“不合理”为由推翻政府的决定。56名反对党议员集体弃权离席抗议。目前，以色列议会正在休会，10月中旬议会恢复工作后，预计围绕司法改革的后续工作将继续展开。

　　自今年初以来，反对司法改革计划的以色列民众不断上街游行示威。除了担心司法改革将使政府权力急剧膨胀，民众还质疑内塔尼亚胡有假公济私的嫌疑，即试图利用司法改革，撤销对他本人的贪腐审判。2019年12月，内塔尼亚胡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遭到起诉，正在接受审判。

　　以色列社会本就分化严重，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在许多社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近年来，随着宗教党派、极右翼势力进入政府，以色列社会宗教化特征变得更加明显，触及世俗和左翼人士的利益。针对此次改革，双方又站在了泾渭分明的两边，以色列社会分裂显著加剧。

　　《环球》杂志记者在耶路撒冷一家音乐学校采访时，一名来自左翼世俗派的吉他老师说自己每周都会去参加反司法改革的游行。而一墙之隔的另一间教室，一位身为正统宗教犹太人的吉他老师微笑着说：我不参加，因为“我支持（司法）改革”。

　　反对司法改革的游行每周六在以色列全国各地进行。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日前刊文指出，如果以政府继续推动司法改革，目前的和平游行很可能会发展得“具有进攻性”。有媒体认为，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以色列“濒临内战边缘”。

　　以色列第13频道7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54%的受访者认为司法改革正在损害以色列的安全，56%的受访者担心潜在的内战。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围绕这一问题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将导致重大风险持续存在，给以色列经济和安全形势带来负面影响。”

　　彭博新闻社网站指出，在8月6日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内塔尼亚胡试图塑造一个在面对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时仍置身于政治纷争之外的领导人形象；他决定放弃一揽子司法计划的其余部分——这一点他之前没有明确表示过——似乎标志着一种让步，对于那些花了数月时间举行示威反对计划中的改革的人来说，这将是一次重大胜利。

症结在于体制弊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以色列司法改革及其引发的政治与社会动荡背后深层逻辑是什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钮松对《环球》杂志记者分析说，这深刻反映了以色列的政治极化态势，“史上最右”的以色列政府与被其视为日益“左倾”的以色列最高法院之间结构性矛盾愈发难以调和。

　　在许多以色列政坛人士和普通民众看来，此番内塔尼亚胡政府强力推进的司法改革有动摇国本之嫌，对于以色列的内政外交都会产生深远影响。钮松指出，这场改革有西方民主制下行政扩权之必然性的一般特点，也有以色列政党政治的独特特点，即右翼势力往往成为内阁的“关键少数”，其对于政府的施政影响力与其体量不成比例。

　　中南民族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张建伟进一步解释说，以色列此次司法改革打破了维持多年的政治惯例，表明该国目前面临的并非一般的政治危机，而是根本性的“宪制危机”，即不同政治力量对国家根本制度安排及其调整存在根本分歧而产生的危机，可能导致宪法变更乃至内战的后果。

　　据张建伟介绍，在很多国家，涉及宪制层面的法案通常需要绝对多数（如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票数才能通过。但由于以色列是一个不成文宪法（即没有统一的、法典化的宪法）国家，其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在制定和通过程序上与一般法律无异，简单多数（即过半）票数就可通过，7月24日通过的那项司法改革关键法案就是如此，这必然会引起反对派的抗议。

　　对于内塔尼亚胡口中的“妥协”，钮松认为，这只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政治极化与对立情绪高涨的背景下的无奈之举，他在自身涉腐压力与右翼阵营政治压力下艰难寻求平衡。正在进行中的司法改革与当前右翼政党联盟政府的走向息息相关，右翼势力不会轻易放弃司法改革的目标，“妥协”不意味着“偃旗息鼓”，而只会是一种“缓兵之计”。

　　张建伟表示，所谓“妥协”可能更多是内塔尼亚胡出于平息抗议所采取的一种策略，这场司法改革在短期内恐怕不会轻易收场。内塔尼亚胡素以“强人”形象示人，放弃司法改革不符合他的风格。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公民社会较为成熟，对司法改革的抗议大概率会持续下去。在族群和教派都较为多元的以色列，围绕司法改革产生的僵局可能进一步撕裂以色列社会，使其朝着两极化方向发展。

来源：2023年9月20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9期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环球》杂志官方微博、微信：“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