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在北影节大师班上（北影节供图）

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娟娟

编辑/马琼

　　“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的观点就会变，以前我都是拍一些比较戏剧化的、有冲击力的东西，到了中年，受到侯孝贤跟杨德昌两位导演的影响，开始直接‘讲生活’。”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香港导演、监制许鞍华在她的大师班上如是说。

　　人称香港半部电影史的许鞍华，从1979年的电影首作《疯劫》开始，总是以细腻的女性视角捕捉社会变迁与人生百态，向观众展示了潜藏在繁华城市表面下，市井的、充满烟火气的香港，以及栖居在这里的普通人形象。2020年的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许鞍华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她也成为全球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导演。

　　大师班结束后，许鞍华接受了《环球》杂志记者的专访，讲述女性电影的发展、回顾她的创作历程，说她自己“没有黄金时代”，只是一部接一部拍，“一部好一部不好”。

　　《环球》杂志：这些年全球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女性电影，你也创作过很多女性电影，比如《女人，四十》《黄金时代》等。现在的女性电影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对于女性创作者来说，你觉得现在是一个“黄金时代”吗？

　　许鞍华：我觉得现在还有进步空间，但已经比我开始拍电影时的40年前好多了。现在女导演比以前多了很多，而且她们知道她们的创作力和男性导演是不一样的，不像以前是男性导演“判给”女性，让她们拍一些他们认为女性化的东西，现在女性导演拍的是表达自己女性感受力的东西。

　　现在这些女导演也不用像我刚开始拍戏时那样——特意剪了头发，又不化妆，还要穿很大很宽松的衣服，没有性别感地去拍戏。因为当时男性导演们觉得这是工作需要，如果太女性化，他们会歧视你。现在这些女导演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很女性化的打扮去工作，我觉得这标志着一种进步。

　　与此同时，好多女性导演第一次拍电影就得了大奖，这跟她们的女性身份是有关系的——如果男性导演和女性导演都有好作品，会先表扬她们。

　　《环球》杂志：这是不是对男性电影人不太公平？

　　许鞍华：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就像钟摆，如果要修正一个东西，一定会先过分一点，然后才摆回去。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是有点过分，比如一名女性拍了部电影是说女性不好的，就会被批判“很有问题”，我觉得这真的是违反了创作自由的原则。可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矫枉过正，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

　　《环球》杂志：你如何定义女性电影？

　　许鞍华：有两种。一般来讲，大家都认为，为女性发声，或是表达男女不平等这类观点，呼吁大家去正视这些问题的片子，是女性电影。也有一派观点是，如果一名女性以自己独特的性别眼光去拍自己的感受，也可以称之为女性电影。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女性，那你拍的任何片子就都是女性电影。

　　《环球》杂志：你从开始拍电影到现在已有40多年，你如何总结自己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你更喜欢哪个时期的风格？

　　许鞍华：我其实不是刻意的，只是在某一阶段感觉有些题材特别想拍。以前就拍一些比较重视剧情、戏剧性强的戏。中年以后，就拍一些比较静态的、表现人际关系的戏，这跟年龄、生活经验等都有关系。我觉得其实只要拍得好，选什么类型的题材都没关系。

许鞍华执导现场工作图（北影节供图）

　　《环球》杂志：你的电影生涯中有遗憾之作吗？

　　许鞍华：确实有些拍得不好的电影，但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拍的。像《阿金》我就没拍好，很可惜。可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好的题材，讲的是女武师的故事。

　　《环球》杂志：面对争议，比如说《第一炉香》的一些争议，你是如何调整心态的？

　　许鞍华：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措手不及，我没想到观众反应那么强烈，因为我不太熟悉网络，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所以我反而挺好的，不会每天看网上发生了什么事、别人怎么骂。有时候是其他人发给我，我才看。拍了这么多年戏，我感觉我比很多观众都清楚这个戏好不好，所以就不太容易动摇，也没有特别难受。反而是一些演员，尤其是年轻演员，如果他们深受打击，或者他们的前途因为这部戏而受到影响，我就会觉得比较难受。我都拍了好多年的戏，我不拍也无所谓。我不是伟大，我真的是这样想。

　　《环球》杂志：有没有和某个演员产生特别好的化学反应，让你特别喜欢？

　　许鞍华：通常都是一些比较有主见的人。比如萧芳芳，我们合作很好，因为她是个监制，也能看剧本，然后去研究戏的调子，而不光是她自己的演出，可以兼顾很多方面。大家更像是合作，而不是我作为导演去教她应该怎么做。跟她合作时，我只是看她的演出，告诉她我的反应，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善于做的事。

　　我不是演员，但我是一个非常好的观众，我可能看一眼就知道演员的节奏对不对。比如有演员现在40岁，他要演60岁，如果他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训练，那我确实不懂怎么去指导他，我需要找一个教练，比如戏剧学院的老师，去教他如何演老人。因为那只是技术问题，而不是感受问题。而且有时候我也不懂有些台词，因为我连普通话都讲不好，比如语调上的高低平仄，我是听不出来的，所以也要找专家指导。

　　《环球》杂志：你接下来想创作什么类型的电影？更想表达什么？

　　许鞍华：其实现在我很想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只是拍电影，而是去多做一些影像上的东西，比如在博物馆里搞一些影像，作为展览的一部分，我对这些很有兴趣。另外，我对纪录片也很感兴趣，或者是纪录片跟假的剧情片混在一起的那些杂芜的东西。因为做这些可以不用担心票房、演员阵容等让人感觉很累的东西。

　　《环球》杂志：你认同戈达尔说的“导演要能拍就拍”这种观点吗？

　　许鞍华：我觉得这适用于新导演和老导演，中间人就不要尝试了，就好好拍自己该拍的东西。如果你已经很老了，一方面是没有过多顾虑，另一方面是可以拍得更精；如果你是抱着去玩、去试的心态，那结果只会好不会坏。而这些都需要客观环境和自身精力允许。

　　《环球》杂志：说到年轻导演，你有没有关注到当下年轻创作者的作品？

　　许鞍华：我觉得现在一些新导演一出道就很成熟，而且他们很清楚，他们要拍的东西感觉上是通俗的，但同时又极具个性和特色，因为他们希望获得一定的成绩，同时又可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像魏书钧的《河边的错误》就很成熟，他是在一个通俗的侦探剧里做一些比较新的东西，同时想批判社会，但又有点恍惚、有点超现实，气氛很好，我感觉挺好看的。

　　《环球》杂志：你觉得你创作的黄金时代是哪个阶段？

　　许鞍华：我没有黄金时代，我只是一部接一部拍，一部好一部不好，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