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5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左）在安卡拉欢迎到访的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右）

文/孙德刚

编辑/吴美娜

　　新一轮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执着于所谓大国战略竞争，不愿深陷中东冲突；欧洲大国和俄罗斯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强国填补权力真空，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竞合中不断调试彼此间关系，形成新的“队列图谱”。

地区“四极”明朗化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去年10月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出现了两组矛盾，一是以色列与伊朗领导下的“抵抗轴心”之间的矛盾，二是域外大国在中东的矛盾。中东强国积极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权力关系，在外交舞台上日趋活跃。面对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地区国家采取不同政策立场，形成“四极”。

　　伊朗是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的“革命者”。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以来，伊朗与美国的中东秩序观发生严重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在中东部署星罗棋布的军事基地，扶植以色列打压抵抗力量，实际上把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后院。

　　伊朗强调：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是美国的中东；反抗美国全球霸权主义和以色列地区霸权主义是伊朗外交的主要任务。伊朗与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形成的“抵抗轴心”，成为打击美以的重要政治和军事力量。近年来，伊朗经济改革虽乏善可陈，但地区影响力明显上升。

　　土耳其是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的“改革者”。与伊朗寻求打破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追求“体系外崛起”不同，土耳其寻求“体系内崛起”。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也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成员国，但土耳其反对美国的霸凌政策，宣称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是种族灭绝行为。

　　欧洲国家拒绝土耳其加入欧盟，在希腊与土耳其冲突中选边希腊，甚至将土耳其排除在区域能源组织“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之外，迫使土耳其“东进”和“南下”，把伊斯兰世界视为可靠的大后方。近年来，土耳其提出“蓝色家园”计划和“战略纵深”理念，介入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土耳其领导的“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成为土耳其介入中东事务的重要抓手，综合影响力上升。

　　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是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的“改良者”。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坚持战略自主，反对西方以人权、民主、妇女赋权等为借口对阿拉伯国家指手画脚，或干涉其内政。这些国家强调：西方不应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中等强国还在经济上积极“向东看”，与亚洲国家打造能源供应链联盟，但安全上离不开美西方，故在所谓大国战略竞争以及以色列与伊朗的安全博弈中实施对冲策略——不愿意卷入纷争，也不想成为所谓大国战略竞争的牺牲品。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成为阿拉伯国家对内团结、对外协调的重要平台。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打造“温和联盟”，在大国之间多面“下注”，影响力上升。

这是5月16日在巴林麦纳麦拍摄的第33届阿盟峰会闭幕后举办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以色列是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的“维护者”。以色列强调自己是中东地区唯一的西方民主国家，唯一的非伊斯兰国家，自视为西方民主的“灯塔”和打击中东极端主义的“桥头堡”。2020年，在美国积极推动下，以色列通过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寻求外交突围，与4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寻求构建“反伊朗统一战线”。但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国家形象受损。持续的消耗战还让以色列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和道德包袱，硬实力和软实力双双受损。

阿拉伯世界凝聚力增强

　　阿拉伯世界是中东的主要力量，是“战略板块”。22个阿拉伯国家从西亚一直延伸至北非、西非和东非，总面积1300万平方公里，因政治制度、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外战略也差异甚大。

　　回顾2010年底开始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伊斯兰世界一度陷入严重的教派纷争之中，形成了亲美与反美、亲伊朗与反伊朗、亲穆斯林兄弟会与反穆斯林兄弟会等不同阵营。而近年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实现弯道超车、推动高科技产业升级提供了机遇；与此同时，一些阿拉伯国家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通胀、水资源短缺、粮食安全、人才流失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分化为不同类型。

　　第一类是综合发展型国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阿曼等围绕“2030愿景”和“2040愿景”等中长期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减少碳排放，推动发展转型；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如5G网络、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这些国家正寻求从传统基建到新基建、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从传统经济到数字经济的全方位产业升级换代。

　　第二类是能源密集型国家。能源出口在这些国家占主导地位，但工业基础落后，如伊拉克、科威特、巴林、阿尔及利亚等。这些国家的重点产业是石油与天然气，希望实现“双轮驱动”，通过能源产业和制造业共同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类是劳动力密集型国家。埃及、摩洛哥、约旦、突尼斯等拥有人力资本优势，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道路、桥梁、机场、港口建设是重点。

　　第四类是社会动荡国家。也门、利比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索马里、叙利亚、苏丹等国属于此类。这些国家中央政府虚弱，地方派系林立，成为代理人战争的主战场，经济发展严重依靠外部援助，经济凋敝。由于常年内战，这些国家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资源匮乏，工农业基础薄弱。

　　2023年，在中国的成功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实现和解，带动了中东地区“和解潮”，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积极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叙利亚重返阿盟，阿拉伯世界实现了“大团圆”。

　　首先，沙特与伊朗和解、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加剧推动了阿拉伯国家“抱团取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世界立场一致，均支持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谴责美国阻挠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

　　其次，阿拉伯国家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其内政。经过近代欧洲的殖民统治和委任统治后，阿拉伯国家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既反对美国推动“大中东民主计划”、改造阿拉伯国家，也反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通过代理人向阿拉伯世界渗透、实施分化政策。

　　此外，阿拉伯国家“平视世界”的信心更强了。新形势下，阿盟、海合会、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增强，阿拉伯国家不仅举办了中阿峰会、美阿峰会、阿盟与欧盟峰会等，还与俄罗斯在“欧佩克+”框架下打造能源供应联盟。海合会与中亚五国以及其他地区组织也举办了各类峰会。阿拉伯国家运筹大国关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等，阿拉伯国家从被动追随大国过渡到主动塑造与大国关系。

群雄逐鹿赴未来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区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增加，地区热点有进一步外溢和扩散的风险。与此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希望。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地区的本源性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先阿以、再巴以”的和平路线图难以为继，其他国家也难独善其身。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再次证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问题不能被搁置，否则“中东和解潮”会变成“中东冲突潮”。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伊朗主张对以军事斗争，土耳其、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等主张对以政治斗争，其他阿拉伯国家则主张对以外交斗争，但是中东伊斯兰国家一致认为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问题不能再拖下去。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既打上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烙印，又是双方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2024年巴以冲突外溢后，以色列和伊朗首次直接攻击对方本土，释放了爆发更大军事冲突的危险信号。如何加强危机管控、避免擦枪走火，是摆在两国面前的严峻挑战。

　　美国将全球领导力下降归咎于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意图通过军事遏制、政治孤立、科技“脱钩”、舆论宣传等多管齐下，削弱非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中东国家尽管普遍坚持战略自主，但部分国家在高科技领域不得不屈从美国的意志。美国在中东围堵别国高科技企业，抹黑别国对中东国家投资，这也有损中东国家的利益。

　　中方指出，去年10月以来，巴以冲突剧烈升级，人民遭受沉重苦难。战争不能再无限继续，正义也不能永久缺席，“两国方案”更不能任意动摇。

　　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所言，当前加沙地区的局势不可持续，无条件立即停火是国际共识，改善人道主义状况是当务之急，无辜平民的生命不应再继续受到伤害。中国将继续同阿拉伯国家坚定站在一起，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总之，在中东国家新队列中，中东地区强国既面临崛起的战略机遇，又面临“成长的烦恼”，战略依附还是战略自主、主战还是主和，都是考验中东地区强国的现实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