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在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州卡贝略港，两名男孩在一幅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的巨幅墙绘前踢足球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编辑/马琼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早已传遍全球各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拉美文坛巨匠。

　　即便是奥地利作家、诗人斯蒂芬·茨威格，也在人生最后时刻将灵魂交给了拉美，在《巴西：未来之国》这部“晚年之作”里，他将巴西视作“未来之国”，视作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之境……

拉美文明寻找自己的主体

　　“中世纪末期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和殖民，打断了拉美印第安土著文明的发展，使印第安土著文明没能成为拉美文明的主体，反而是被‘移植’来的欧洲文明成为了主体，美洲印第安土著文明和非洲黑人文明成为次要成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解读称，拉美文明极少具有保守性和排他性，善于引进和吸收其他文明的最新成果，它具有很强的融合力，能够创造出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拉美文明，开放和创新并举是拉美文明兴盛发展之根本。

　　“拉美思想译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魏然补充说，拉美文化一直在寻找定位自己的方式，“拉丁”一词原先来自19世纪法国文化的影响，是找寻与新兴的北美文化的差异，凸显自己重视原先的天主教精神和超越物质的精神性。

　　魏然引用委内瑞拉学者布里塞尼奥·格雷罗一本著作的序言指出，拉丁美洲思想可谓是“三只米诺斯牛头怪的迷宫”：首先是18世纪从欧洲进口的实证主义，它在20世纪主要表现于现代性与进步性；其次是从西班牙殖民结构中继承而来的贵族体系和基督教超验价值，它在当代社会中联系着等级制度和庇护关系，其优良的一面是强调共同体意志，强调荣誉和公正；再次是大众思维或原始话语，来自前哥伦布文明的原住民与非洲移民的思维体系，这种思维体系表面恭顺，实际上潜藏着反叛的动力。

不再被西方遮蔽

　　“拉美思想译丛”主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世人对拉美的印象存在偏差甚至误解主要来自最近300年，而且主要依据的是所谓西方现代化的评价体系。“很多关于拉美的书，都讨论拉美是如何落后、如何掉队、如何失败的。拉美城市化是教训，工业化也是教训；寡头政治不对，民粹主义也不对；学习西方不对，民族主义也不对。”

　　不只是外界，拉美自身也受此影响颇深，甚至因此感到自卑，继而影响到更多文艺作品、学术作品的探讨主题。滕威总结说，如果说拉美思想有一个核心议题的话，可以说就是如何面对历史和传统，怎么看待拉美在整个世界历史和现实结构当中的位置，以及还能不能有未来。

　　他们有很多思想探索，从心理学、生物学、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甚至农作物等多个层面出发，思考拉美应该如何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完全复制西方主流模式。

　　魏然也指出，拉丁美洲学者具有很强的世界性，这一维度常常不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所熟知和感受。在历史的某些阶段，拉丁美洲学术呈现出相当强的世界主义的面貌，拉美思想也是在与欧洲的深度互动中建构出来的。

　　在他看来，将拉丁美洲视为一个共同体，意味着阿根廷、巴西、古巴这样的国家固然有自身的独特历史经验，固然有与旧宗主国或英、美、法等强国捆绑成一体、谋求现代化的便利通道，但这些国家宁愿选择寻找其他拉美国家的共性，寻求拉美国家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扶持，而不愿顺从西方主流国家倡导的不合理秩序，不愿以邻国为壑——这种立场可以称为“拉丁美洲主义”，它与美国倡导的、由美国整合拉美的资源与贸易行为的泛美洲主义之间构成张力。

　　滕威总结说，拉美这个概念是动态的，是不断变化的，拉美文化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拉美性”。首先美洲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从无到有，一个来自他者的命名，是大航海时代“偶遇”的产物。这个命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也几乎完全不管此前那里的文明脉络和板块。

　　“所以拉美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但悖论的是，当我们谈拉美文化时，多数情况下我们谈的又是玛雅、阿兹特克、印加这些前哥伦布时期的文明与文化遗留。这也就形成了今天关于拉美文化的刻板印象，一方面拉美是古老的、多源的、也是多元的；但另一方面拉美也是异质的、非西方的、前现代的。”滕威说。

中拉文明互鉴从历史走来

　　很久以前，中拉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就在进行中了。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拉美则创建了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三大古文明。中国和拉美的古代文明都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谱写了辉煌篇章。

　　据有据可查的中外文献记载，中拉文化的历史联系起始于明朝万历年间（16世纪后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自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半期，中国和墨西哥就开辟了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太平洋贸易航路，即海上“丝绸之路”。当时，到达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多国的“马尼拉华人”有五六千人之多。这些华人将中国的丝绸、瓷器、手工艺品等产品和中国的文化习俗带到了拉美国家。与此同时，被称为“中国之船”的“马尼拉大帆船”在返航时，也把墨西哥银元“鹰洋”、拉美特有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花生、番薯、烟草等传入中国，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中国人食品结构的多样化起到推动作用，促进了中拉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据徐世澄介绍，19世纪初至19世纪70年代，数十万契约华工组成的劳动大军，筚路蓝缕，同拉美各国人民一起，共同进行农、矿业开发和交通建设，用汗水浇灌了拉美的沃野，对各侨居国的经济发展、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拉美的繁荣。此外，华工、华侨和华人把生产技能（如秘鲁等地的水稻种植、巴西茶叶的栽培、古巴等拉美多国中医中药的使用等）传授给拉美人民，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俗和文化（服饰、烹调、过春节等）带到拉美，时至今日，秘鲁利马的居民都还称中国饭馆为“契发”（chifa），与“吃饭”音似。此外，在古巴等国的华侨还同当地人民并肩战斗，流血牺牲，对这些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起了重要作用。拉美国家独立后，在拉美的华侨华人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参加侨居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活动，为促进拉美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增进中拉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交往架起了一座连接中拉人民友谊的桥梁，对推动中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起了功不可没的开路先锋作用。自上世纪60年代初起，随着中国与拉美建交国家的增加，中拉人文交流增多，中国与一些拉美国家签订了文化、教育、科技和体育交流的协议。如古巴为中国培养了数千名西班牙语干部，墨西哥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至今，也为中国培养了数百名西班牙语干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文化交流从民间到官方、再到官民结合，日益热络。进入21世纪，中拉文化交流更加活跃。

　　徐世澄表示，当前中拉人文交流的趋势有以下特点：一是交流领域日益拓宽，交流频率日益机制化。二是交流主体和形式更加多元化。从以政府主导为主，趋向政府和民间结合。民间团体、大学、科研机构、媒体和企业成为人文交流的活跃主体，网络等新媒体手段的使用使中拉人文交流更加密切。三是中国驻拉美各国使馆、孔子学院、中资企业和在拉美的海外华人社团，在提振中拉人文交流活力和塑造中国海外形象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