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月18日表示，以军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

“有助于推进停火协议的达成”。这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视察部队的画面

文/马晓霖 杨府鑫

编辑/吴美娜

　　以色列军方8月1日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部门首领穆罕默德·戴夫于7月13日在以军对加沙地带汗尤尼斯地区的空袭中死亡；7月31日，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遭以色列空袭身亡，以色列军方暂未就哈尼亚遭暗杀置评。

　　接连发生的袭击事件，加剧了持续已久的巴以冲突，加深了“哈以仇恨”，给本就动荡不安的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事实表明，以色列目前没有放弃所谓“去哈马斯化、去武装化、去极端化”之初衷。但实际上，哈马斯这种“兵民混合”的作战形态决定了以色列无论是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想要彻底消灭它均不容易。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预测，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长时间。

　　有分析认为，即便以色列最终能将名义上的哈马斯武装清剿殆尽，但其与哈马斯或巴勒斯坦任何一个抵抗组织之间仍将在对抗中共存，这是由其能力、行为甚至固有思维所决定的。这种思维，也是全面理解以色列与哈马斯关系的基础。

权力斗争下的“敌人政治”

　　在政治学中，“敌人政治”并不是一个具体理论，而是一种政治思想。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指出，一切政治的概念、观念和术语都包含敌对性，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战争是敌对性的显性形式，政府往往通过敌友二分法来塑造和维护国家认同和政治权力。

　　这种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纳粹德国给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贴上“血统不纯”的标签，并指责他们造成了当时的经济困难和社会问题，意欲利用这种敌人形象来团结所谓纯正的雅利安民族，增强其国家认同，并通过迫害和种族灭绝巩固其政治权力；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华约）解散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事实上已经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其存续必须基于新的“假想敌”，所以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东扩是其必经之路；等等。

　　以色列内部是复杂的，正如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所言，把所有以色列人视为铁板一块是错误的看法，把以色列各个党派、各个阶层视为铁板一块同样是错误的，将犹太人，全世界的犹太人统统看成铁板一块更是错误。在以色列，有叫嚣向加沙地带使用核弹的极右翼，也有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并反对以色列国存在的极端正统派。

　　在以色列的政党政治中，并非每一个右翼党派成员都属于激进派，每一个左翼党派成员都属于温和派。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内部，既有埃泽尔·魏茨曼（前总统），又有梅纳赫姆·贝京（前总理），两者在思想上和政治倾向上可以说是截然不同。更何况在这样一个奉行多党制，并以比例代表制为选举制度的国家，联合政府是常态，能最终获得权力的，往往是各种意见的最大公约数。

　　国家安全往往是决定执政权归属的胜负手。哈马斯在不少以色列政客眼中就是一个完美的敌人角色，它激进不屈，且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民族主义和神权主义属性，面对一个如此“不安全”的对手，被称为“安全先生”内塔尼亚胡更易成为民众的选择。可以说，正是哈马斯近20年持续不断的“袭扰”，助力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历史上在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从这个视角看，以色列右翼需要哈马斯，来帮助他们持久掌控政治话语权。

后殖民心态下的“分而治之”策略

　　自1987年哈马斯诞生以来，以色列除去拉宾、佩雷斯及巴拉克领导的工党执政9年外，其余时间均为右翼的利库德集团主导组阁并掌权，其中内塔尼雅胡任总理累计长达17年。他的执政风格可以用“强硬但灵活”来概括。面对国内外压力，他会适时做出实用主义的改变；一旦执政面临危机，他也善于通过政治联盟和策略调整来巩固权力。其对待哈马斯的态度，也与其执政风格相匹配。

　　抛开强硬的一面不谈，以色列右翼领导层仰仗自身握有针对哈马斯的非对称优势，始终认为“危中有机”，希望在保持哈马斯威胁可控的情况下，利用其与传统的巴勒斯坦主流政治力量——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之间的分裂，服务以色列“边缘化‘两国方案’”这一长远目标。

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巴勒斯坦各派内部和解对话闭幕式，

见证巴勒斯坦14个派别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事实上，以色列领导层的这种心态一以贯之，特别是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即1967年“六日战争”后，辛贝特的管辖范围延伸到被占领土，其领导层在制定被占领土的防卫政策时几乎总是扮演温和派角色，因为他们认为对巴勒斯坦抵抗者使用极刑，反而会招致未来更猛烈的报复。从今天的角度看，辛贝特比那些喜欢大开杀戒的右翼政客更深谋远虑。

　　但正如硬币有正反两面，由于以色列方面不对被捕的巴勒斯坦“安全犯人”使用死刑，直接导致其监狱人满为患，而时常发生的换囚行动也使得许多抵抗组织领导人有机会重返一线，比如10月7日重击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叶海亚·辛瓦尔，甚至哈马斯在以色列监狱里形成了等级森严的领导集体。

　　早在哈马斯诞生前，辛贝特和占领区的军事统帅们就没有将巴勒斯坦人看作一个政治民族，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威胁与利诱——按传统的殖民时期的说法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来控制这些地区。面对那些最难以渗透的政治和宗教团体，辛贝特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在一片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声浪中，他们是一股有利于以色列的力量，故选择默许鼓励它们的行动。

　　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以色列驻加沙军事总督的伊扎克·塞格夫将军曾告诉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他资助了巴勒斯坦的伊斯兰运动，甚至是直接用以色列纳税人的钱资助了后来诞生的哈马斯，这些钱却被用来杀死资助他们的人。

　　曾在加沙工作的以色列官员安德鲁·希金斯2009年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以色列军方领导的加沙政府很看好瘫痪的神职人员艾哈迈德·亚辛，他建立了一个由学校、诊所、图书馆和幼儿园组成的广泛网络——穆加玛，该组织在1979年被以色列正式承认为慈善协会。以色列还赞同建立加沙伊斯兰大学，而它培养了一众哈马斯高级领导人。”

　　这本质上是一种古老的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方式，后来的实践却证明，此举实为枉费心机，哈马斯就此崛起并反噬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拉希德·哈利迪在其2006年的研究成果《铁笼》一书中，将哈马斯描述为：以色列占领的“门徒”，是以色列及其“宗主国”美国分而治之策略的一部分。

“殖民-后殖民主义”历史时间线

　　美国几十年来在整个中东地区扶植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他政治伊斯兰团体，利用其制衡那些被认为是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反美的势力。比如选择与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保守阿拉伯政权结盟，以及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开启所谓“阿富汗抵抗运动支援行动”，间接资助了后来“9·11”事件的发起者。

　　讽刺的是，就连以色列国自身的存在也是上述统治方式的产物，埃德温·蒙塔古——英国历史上劳合·乔治内阁中唯一的犹太人，曾与一战期间的英国外交大臣亨利·贝尔福发生过激烈论战。他认为，允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贝尔福宣言”的炮制者们，并非真正关心犹太人的过去和未来，出台这样的宣言只是为大英帝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犹太人只是列强手中的玩偶，用来维护它们的殖民地，保持它们与其殖民地的密切联系。劳合·乔治本人也曾在内阁例会上直言不讳，称将巴勒斯坦的圣地拱手交给法国来控制，是对英国势力极大的打击。

　　在1967年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后的二十多年里，以色列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及其在加沙的分支——而后的哈马斯，做了同样的事情，即利用其制衡民族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从根源上说，以色列暗中支持并利用哈马斯的政策并不违反所谓历史的常识与逻辑，它植根于大英帝国发展起来的帝国统治策略（后来被美国采用）。

　　从英国制造穆斯林联盟与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之间的分裂来削弱印度殖民地愈演愈烈的独立斗争，到美国支持资助智利军方以政变形式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通过制造他国内部分裂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再到目前的以色列“输血”哈马斯维持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状态，串联起了一条完整的“殖民-后殖民主义”历史时间线。

　　根据这一视角，或许才能真正理解内塔尼亚胡对著名记者丹·马加利特所说的“金句”：“保持哈马斯的强大非常重要，它可以制衡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拥有包括哈马斯在内的两个被分裂的对手，将减轻以色列在建立巴勒斯坦国问题上的谈判压力。”

　　当这种思想反映在以色列领导层对哈马斯的政策上时，以色列学界与战略界为之冠名“割草战略”。

　　广义上的“割草战略”，是指以色列针对敌对非国家行为体的一种战略，它反映了其对自己正处于长期棘手冲突中的认知，在这种类型的冲突中使用武力难以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因此更适合采取消耗战的形式来应对，主要目的是削弱敌人的能力，延长安宁期的时间。

　　狭义上说，这是一种针对哈马斯，目标有限且耐心的军事消耗战略。消耗战是以色列政府在战略执行层面的表现，“分裂但不征服”则是其战略思想内核。以色列希望以一个被削弱的敌人，而不是一个粉身碎骨的敌人来结束每一次“割草”行动，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统治加沙的成本其无法接受；二是比哈马斯更极端的组织可能会在加沙掌权；三是其不愿将加沙地带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治理。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敌对与共存关系，遂成为维持以色列右翼执政集团的合理与合法现实基础，使其一直可以握有政权。如今，面临近七成的民众不满意度，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几乎完全与本轮巴以冲突深度捆绑，未来无论以色列执政者属于哪一个党派，倘若其仍然秉持上述战略思维，对“两国方案”持消极态度，那么巴以之间的和平将继续遥遥无期。

　　（马晓霖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杨府鑫系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