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9月17日拍摄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无人机照片）

文/《环球》杂志记者 郭丹（发自东京）

编辑/胡艳芬

　　日本福岛县立医科大学研究员末永惠子日前发表一篇论文，揭露了侵华日军细菌战重要成员佐藤大雄的罪恶履历。此人曾以陆军军医的身份，深度参与了日本对华实施的细菌战——从研究细菌到指挥实施人体实验，再到参与对中国浙赣地区实施细菌战。这篇论文为揭开日本秘密细菌部队在华实施细菌战的全貌再添铁证。

　　末永在论文中首次公开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九州帝国大学”（现九州大学）授予佐藤大雄医学博士学位的相关档案。档案中有《学位授予许可》证书、佐藤撰写的《鼻疽菌生物学的诸性状》论文摘要及其个人履历等，但其论文原文却不见踪影。

　　档案中一行小字清晰地写着：“该论文已于昭和11年（1936年）9月至昭和12年（1937）3月期间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中发表，但属军事秘密，因此不予公开发表。”

　　佐藤大雄是谁？鼻疽是什么？与中国浙赣地区在遭受日本细菌战后出现的“烂脚病”有无关联？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中日相关领域的专家。

佐藤的鼻疽论文

　　末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佐藤出生于日本福冈县一个寺庙家庭，年轻时还就读过佛教大学。但大二时据称出于“治病救人”的理想和想继承亲戚家医学事业的考量，转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医。1925年佐藤又利用日本陆军卫生部委培生的制度走上了军医道路。佐藤附加的个人履历显示，他于1932年参与了上海“一·二八”事变，1935年6月17日进入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1936年12月28至1938年6月16日，一直在日本关东军防疫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履职。

　　长期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吕晶告诉记者，“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鼻疽是当地流行的马病之一，一旦军马发生鼻疽，整体会被杀死，大大损伤军力。因此日军特别重视军马的检疫与防治。但不久日军就发现鼻疽具有人畜共通的特性，且传染性强、致死率高，于是开始迅速利用鼻疽研发‘细菌武器’，在日本和中国东北进行研究”。

　　末永研究发现，佐藤向九州帝国大学递交的关于鼻疽的论文，正是其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和731部队供职期间所撰写。末永给记者看了档案中附带的佐藤大雄撰写的论文摘要。

　　佐藤大雄在论文摘要中写道，该论文由14篇单独的小论文组成，内容包括对鼻疽菌的培养，鼻疽菌在干燥、寒冷等条件下的抵抗性实验，将鼻疽菌涂抹或注入蔬菜、水果、鸡蛋的实验，对豚鼠、老鼠进行的鼻疽菌实验，等等。

佐藤大雄肖像照（竹上胜利提供）

　　但当他讲到第9个实验时，奇怪的文字出现了：“对鼻疽菌进行了S型和R型的菌落分离实验。S型是强毒株，通常只能从人体中分离出S型，但有一例分离出了R型”。

　　这当中不仅有“人体”，还有清晰的实验数据“一例”。末永表示，虽然单从这句话上不能判断出论文是通过非人道的人体实验得来的，但无论是从其论文撰写的由浅及深、由植物到动物的前后逻辑，还是从该论文的发表时间（其在731部队时期），抑或是从“一例”等清晰描述主动实验的词汇，都极易让人怀疑该论文是主动实施了非人道的人体实验后得来的。

　　吕晶告诉记者，美国战后对日本实施调查后撰写的《桑德斯报告》《费尔报告》和《希尔报告》，都提及731部队曾将鼻疽菌作为媒介物进行研究，并利用人体实验实施了病理解剖。

　　要了解事实真相，还是要找到论文原文。但末永四处寻找，始终未果。根据论文档案中提到的“已经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中发表”，末永便去《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中寻找答案。

　　末永告诉《环球》杂志记者，《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根据保密级别的高低分为第1部、第2部等，第1部最为机密。日本战败后，这些论文于1945年11月全部被美国没收，然后送到了华盛顿档案中心，此后又移交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日本学者在美国发现了这批文件，将其整理并在日本复刻后发表出版。末永就是在已公开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 第2部》中发现的那10篇疑似佐藤撰写的鼻疽菌论文。

　　吕晶告诉记者，日本学者莇昭三此前也对《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 第2部》进行过系统梳理研究。莇昭三表示，在迄今已发现的816篇报告中，与鼻疽菌相关的论文有20篇，执笔者有侵华日军陆军一等军医佐藤大雄、陆军三等军医井上隆朝、陆军三等军医正石井要等8人，其中佐藤大雄署名的有10篇，可以说佐藤大雄就是日本731部队鼻疽菌实验的主导者。

　　末永认为，虽然不能简单地从一则论文概要就推测出佐藤的论文是根据非人道人体实验得来的，但他在摘要里明确记录着将鼻疽菌涂抹或注入蔬菜、水果、鸡蛋等人类食物的实验，目的不可能是防止细菌感染，只能是制造细菌武器。

　　末永气愤地表示，对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23名评审委员却视而不见。他们在明明知晓这些论文是用于细菌武器研究的情况下，依然全员同意授予佐藤博士学位，这就是对日本实施细菌战的一种默许和支持。

实施炭疽杆菌人体实验

　　根据末永的研究，1938年6月，因战事需要，佐藤从731部队调转至侵华日军防疫给水部去支援安庆作战，同年8月，被任命为侵华日军第4防疫给水部部队长，参加武汉作战。1939年10月，他又转入刚成立不久的1644部队，并于1940年1月升任该队第一科长。

　　吕晶告诉记者，1644部队是侵华日军设在南京的、和731部队一样的专业细菌部队。1939年4月，日军在南京闹市中的中央医院秘密设立了细菌研究部队。首任部队长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当时因由其兼任部队长，故该部队又称为“石井（四）部队”。该部队设4个科，第一科就是关押俘虏进行人体实验、病理研究的机密核心部门。

　　末永在“石井（四）部队研究会记录”中找到了佐藤与他人共同署名的一份报告——《根据脾脱疽菌的动物实验（第一报）》。末永告诉记者，脾脱疽菌又名炭疽杆菌。尽管该报告标题采用了“动物”，内容上也将实验对象称作“马”，但文内有“诉说局部痛和腹痛”，以及“以下10行删除”等反常之处，属于欲盖弥彰，充分表明实验对象不是动物而是人，也就是说，佐藤大雄参与了人体实验。

　　除了一手文献资料外，末永还在《1644部队的组织与活动——开始讲述的原部队员们》一书中找到了更多原1644部队队员对佐藤的回忆和证言。

　　除了进行炭疽杆菌的人体实验，末永还挖出日本登户研究所3名研究员在帝国银行抢劫案调查中涉及到佐藤大雄的口供。这3人在战争期间曾赴南京，在1644部队，看佐藤对关押的俘虏进行过毒药药性实验。3人均表示，“佐藤是俘虏看守所的负责人。也是人体实验的负责人和指挥官。不跟佐藤说的话，肯定不能进行实验。”

参与浙赣细菌战

　　佐藤的恶行未就此止步。末永的论文显示，在研究鼻疽炭疽细菌武器，负责实施人体实验后，1942年，佐藤还直接加入侵华日军在浙赣地区实施的细菌战，完成了其从研究、实验到实际在华实施细菌战的全过程。

　　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战史研究分会会长王选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国际反细菌战科学家组织成员、美国医学家马丁·弗曼斯基2015年曾在中国发表调研成果，认为浙赣地区1942年至1944年大规模出现的“烂脚病”，就是日军大规模使用炭疽和鼻疽细菌武器攻击的结果。

末永惠子论文中公开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

（现九州大学）授予佐藤大雄医学博士学位的相关档案（资料照片）（末永惠子供图）

　　末永的研究表明，1942年佐藤在参加完浙赣战役后，就于当年底带着他的论文，向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会递交了博士学位申请，并于1943年1月回到了日本。此后他很快就荣升为军医中佐，担任福冈陆军医院院长，1943年11月，被九州帝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战争让这个曾经的佛教徒变成了恶魔，让学者们对非人道的细菌战选择默许。

　　然而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依然否认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日本方面没有人对战争期间因遭受日军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而死去的中国战俘负责，也没有人对至今依然遭受着日军细菌战带来的身体、心灵伤痛的中国百姓负责。

　　认清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期待日本能正视历史、深刻反省，避免再次走上战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