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蛮横化”之路上狂奔

2024-09-29 16:38:05 来源: 《环球》杂志

 

8月6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真主党支持者在纪念真主党高级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的活动上呼喊口号

/王晋

编辑/吴美娜

 

  “在过去几天里,我们对真主党发动了一系列其无法想象的打击。如果对方还不明白这其中的信息,那他们终会明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22日发表视频声明称。

  第二天,即923日,黎巴嫩经历“最血腥一天”,以军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24小时内打击了超过1300处“真主党目标”。黎公共卫生部9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空袭造成558人死亡、1835人受伤。以军928日确认,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以军27日晚至28日凌晨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中死亡。

  以国防部长加兰特918日说,以军正进入战争“新阶段”,在加沙地带投入战斗数月后,“重心将转向北部”。以色列《国土报》刊文称,以色列在以黎边境的军事行动逐渐从防御转向更加主动的进攻性策略,原因是担忧黎真主党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和威胁。此外,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这也是以色列军事战略转向更加激进的一个原因。乱局仍在持续,国际社会普遍担忧冲突升级滑向全面战争。

  以色列战略行动的变化内在逻辑是什么,与之相关的影响有哪些,以色列将走向何处?

 

对黎行动筹备已久

  关于以色列发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大规模攻击的原因,一些分析认为,当前事态由以色列政府挑起,旨在延长战争状态,延续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地位。这种观点认为,当前无论是加沙地带持续的巴以冲突,还是以色列发动的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冲突,都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在“找茬”。

  另一种分析认为,以色列系主动挑动地区紧张局势,尤其是希望将伊朗“拉下水”。在这种观点看来,近些年以色列一直积极主动挑衅伊朗,通过暗杀行动等搅动伊朗国内局势,激化伊朗国内矛盾,刺激伊朗主动恶化和西方关系。因此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不断试探伊朗的地区政策底线,给伊朗的对外政策“挖坑”。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9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会议期间也表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在“给伊朗下套”。

  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去理解以色列战争行为,而缺少对于以色列战争行为本身逻辑的解读。从以色列的视角看,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攻击,是以色列谋划战略安全的重要手段,实则不可避免。

  首先,以色列认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结束以北部停火线附近接近6万民众长期流离失所的状态,帮助他们返回家园。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真主党逐渐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动火箭弹袭扰,一些黎巴嫩真主党士兵还渗透进入以色列北部停火线区域附近,导致以色列-黎巴嫩停火线区域附近的以色列民众人心惶惶。为此以色列政府将这些民众转移安置到了以色列中部。但随着战争的延续,这些被安置的以色列民众长期无法返回家园,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以色列政府也为此面临了一定的财政压力。

  随着加沙地带战事逐渐趋于平稳,以色列政府也需要考虑将这些民众逐渐转移回北部区域。因此,以色列政府逐渐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作为重要的战略优先项。甚至今年8月在以色列境内爆发的反对内塔尼亚胡大游行中,民众提出的重要诉求之一,就是开展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以帮助6万民众返回以色列北部。

  其次,在以色列眼中,黎巴嫩真主党对于自己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大。尽管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一直在南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但对于以色列民众来说,来自北部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始终存在且逐渐上升。

9月18日,在黎巴嫩贝鲁特,人们参加传呼设备爆炸死者的葬礼

  尤其是进入到2024年之后,从以国内舆论的观感上来看,来自加沙地带哈马斯的直接威胁已经逐渐消失,而来自北部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在不断增大。从以色列的视角看,黎巴嫩真主党不断通过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等方式,向以北部重要的军事设施和政治目标发动大规模攻击,甚至一度造成以色列北部陷入为期48小时的紧急状态。因此,通过大规模军事手段来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能力,成为以色列重要的战略选项。

  此外,当下以色列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军事调动和军事准备。今年年中,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准备逐渐开启。以色列安全内阁6月就通过了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随后以色列开始逐渐抽调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主力部队,前往北部地区集结。7月之后,以色列几乎没有在加沙地带开启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主要原因在于主力作战部队开始向北调动。

  进入9月,以色列国内媒体报道了多个有关以军队在北部举行军事演习的新闻,根据新闻披露的番号看,以色列国防军的主力精锐部队已经从加沙地带来到以北部,作战准备已经逐渐完成。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军队能够展开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依靠暴力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宁

  当前看,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手段较为清晰,军事行动目标较为明确。但黎巴嫩真主党不同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且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未来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可能进一步威胁地区安全,一味“以暴制暴”也很可能威胁自身的战略安全。

  917日和18日,黎巴嫩发生多起针对黎真主党成员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共造成37人死亡、2931人受伤。黎外交部随后指认以色列发动了这次袭击。当时纳斯鲁拉曾发表讲话说,以色列此举越过红线,等同于宣战。随后以色列开始对黎巴嫩境内,尤其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一直到黎巴嫩-以色列停火线区域,发动大规模密集空袭,袭击目标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设施、交通据点、后勤基地等,实际上是为可能即将到来的地面攻击做准备。

  以色列此次主要作战目标,应当是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南建立由以色列掌控的“缓冲区”。以色列认为,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701号决议,在利塔尼河和以色列-黎巴嫩停火线之间,除了“联黎部队部署的武装人员、资产和武器外,没有其他任何武装人员、资产和武器”,因此以色列有权在这一地区打击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而对于黎巴嫩真主党来说,以色列长期占领萨巴阿农场,同时不断越境攻击黎巴嫩境内目标,是对黎巴嫩领土主权赤裸裸的挑衅和侵犯,因此黎巴嫩真主党有权继续在利塔尼河以南至以色列-黎巴嫩停火线附近进行部署,抵抗来自以色列的战争威胁。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利塔尼河一线区域将很可能成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反复争夺的焦点区域。

  但是以色列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很可能进一步恶化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一方面以色列大规模袭击黎巴嫩境内目标,尤其是可能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可能会造成大量人道主义危机。在1992年、1996年和2006年三次入侵黎巴嫩的以色列军事行动中,都出现了数十万黎巴嫩人向北逃亡的悲惨景象。

  黎巴嫩政府当前仍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国内政府也仅仅是临时看守政府,因此无法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难民潮。而且黎巴嫩国内政治建立在脆弱的教派-族群关系基础之上,以色列大规模军事攻击很可能会造成黎巴嫩中部和北部人口结构的变化,威胁黎巴嫩国内社会和政治稳定。

  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同地区其他行为体,比如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武装等关系更为密切。黎巴嫩真主党是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中较为资深的成员,领导成员如纳斯鲁拉等,都同伊朗和其他“抵抗轴心”领导层关系密切。随着以色列大规模攻击黎巴嫩,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武装等,都可能对以色列本土发动大规模攻击,引发地区局势走向失控的风险。

  如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925日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天对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一处重要地点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为了声援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该组织将继续打击“敌人的据点”。

  讽刺的是,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无法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安全。无论是对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还是对于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的战略思维都是“打服”,而缺少对于当前局势深层次原因的反思。这种单纯依赖军事手段的方法,只会增加仇恨,无法有效化解军事层面的危机。因此在未来,以色列即使能够通过建立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解除暂时的危机,但是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宁。

 

以色列对外政策“蛮横化”

  以色列最近一些年对外政策的特征令人印象深刻,即似乎只考虑自身的安全关切,一味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的,不再思考或者顾及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感受。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体现出近些年以色列对外战略的重大变化,即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力量主导下,该国对外政策的“蛮横化”趋势。

  以色列人口结构在冷战后发生了较大变化,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群体人口数量大幅上升,世俗派犹太人占总人口比重出现较快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以色列犹太教人口的生育率要远远高于世俗派犹太人口,犹太教群体不断从全世界各地回到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世俗派犹太人往往选择优先前往德国、加拿大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生活。传统上认为,以色列左翼一般以世俗派犹太人为主要支柱,而右翼和极右翼则大多受到犹太教群体的支持。

  综合因素影响下,以色列国内舆论对于和平的信心逐渐缺失。巴以和谈陷入僵局背景下,以色列面临的来自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攻击,破坏了本就脆弱的以色列民众对于和平进程的信任。尤其2000年后,以色列国内很多民众认为,已经无法通过非军事手段实现巴以持久和平。因此,以色列面临重大外部安全威胁时,往往社会舆论不再考虑“对话”“谈判”等策略,而是以自己的安全关切为起点,促成较为强硬的对外政策。

  此外,美国的长期支持和兜底,助长了以色列“任性”的对外心态。美国是中东问题最大的外部当事方,也是巴以问题和阿以问题最大的第三方。长期以来美国尽管试图组织和推动中东地区和平对话和谈判,但近些年战略生变,“地区责任心”逐渐缺失,推动地区对话的动力大大下降。

  尤其是在特朗普和拜登任内的七年多时间里,美国没有组织任何巴以和平对话。每当大规模冲突爆发,美国往往不分青红皂白,无限为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兜底,或是加大对于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或是直接派出军事力量进驻中东来帮助以色列防卫本土。这种无限的纵容,导致以色列往往有恃无恐,不断向其他的地区行为体发动攻击。

  不得不提的是,当前以色列政坛缺少能够做出重大变革的政治领袖人物。尽管内塔尼亚胡长期执政,但其政治风格更像是灵活应对而争取民意与各方支持的多面手,而不是能够为了中东和平而敢于“挑战”国内社会利益群体的政治家。在此背景下,每当以色列面临外部重大威胁,他往往选择通过迎合民意,尤其是较为激进的民众观点,来获得更大的支持度。

  (作者系西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截稿日期为20249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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