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台安县博物馆退休馆员，曾荣获“辽宁好人·身边好人”“辽宁公益红人”等称号。2007年，他因阅读《抗美援朝抢修铁路史》时发现几位台安籍烈士无人认领，便自发开始了一项“事业”——寻找烈士的安葬地，帮烈士“回家”。13年来，杨宁的足迹遍布8个省份大大小小烈士陵园200余处、村屯184个，为400余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了亲属。
一种坚持是为烈士寻亲
杨宁退休前在台安县博物馆工作，2007年，一次文物普查过程中，他偶然走访了多个烈士陵园，听说许多烈士的陵墓几十年来鲜有人来祭扫。“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烈士为国家抛洒热血，长眠他乡却无亲人知晓。”杨宁说，从此，他萌生了帮烈士“寻亲”的想法。靠着一辆自行车，杨宁遍访省内烈士陵园。“200公里以内，我都骑车前往。”杨宁说，有的烈士陵园不通车，只能靠骑行，沿途还可以走访附近的烈士陵园。路途超过200公里的，他才坐长途客车。寻访往往一去数日，交通费、住宿费都要自理。13年来，杨宁去过200余座烈士陵园，最远曾到过广西，为400余位烈士找到亲属。仅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他就去了不下200次。当问及这些年的花销时，杨宁摆摆手说，为烈士寻亲，不提钱。杨宁把在博物馆工作的经验运用到为烈士“寻亲”中，从各地县志以及相关资料中找寻线索。起初，主要关注并查找辽宁籍，特别是鞍山及周边地区烈士。他将烈士信息一一编号，然后逐一核对。“一边是烈士的孤独，一边是烈属苦苦的思念，如果能够准确地将烈士的安葬地告知亲属，也是对他们莫大的安慰。”十几年来，凭借着这份责任和韧劲，杨宁一路前行。
一封来信是109位烈士名单
2020年3月，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收到一封寻亲信和一本小册子，册子上记录有抗美援朝烈士名字、籍贯等信息。这些信息，杨宁收集整理了5年。5年前，杨宁在走访解放锦州烈士陵园时，听说陵园还安葬着五六百名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这些烈士都是一人一墓，当年立下的墓碑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侵蚀，有些已经字迹模糊。杨宁一块一块地查看后，发现贵州籍的烈士十分集中。“我把墓碑上的名字和籍贯一一记录下来，再找来陵园的原始记录核对。”杨宁说，“当年打仗时，锦州地区有野战医院，大量受伤的战士从前线运到这里，有些因伤势过重去世了，很多原始记录可能都是战士在弥留之际口述的，有的还混杂着方言，导致记录下的文字可能是同音字，甚至是不准确的，需要反复推敲。”如果是辽宁地区的烈士，杨宁会马上行动，到烈士家乡拜访当地民政部门或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继续核对原籍地登记的烈士信息，再据此寻找烈士家属。可贵州对于当时的杨宁来说，太远了。“面对行政区域划分的变更、不尽准确的信息、陌生的环境，我只能暂时把信息整理好，等待时机。”杨宁说。在接到杨宁的来信后，贵州调动了全省有关部门及媒体力量，查阅文献、调查走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确认了109位烈士的名字，找到了20位烈士的家属。“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中找到这么多烈士的家属，要感谢杨宁这样的志愿者。”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卢刚说。
一份情谊是亲人般的守候
每一次找到烈士家属，杨宁都要陪同他们前往烈士陵园祭拜。一个老旧的黑色公文包，杨宁随身不离，里面装满了照片和纸质文档。照片有1000多张，都是杨宁拍摄的烈士墓和烈属。每一张照片，杨宁都能讲出一串故事，准确地叫出照片上烈属的名字。几摞纸质文档，按陵园分类，打印着烈士的详细信息。杨宁说：“每一位烈士和烈属，都像是我的亲人。”每一次找到烈士家属，杨宁都要陪同他们前往烈士陵园祭拜。2014年，杨宁在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寻找烈士信息时，偶然看到“李继堂”3个字，他顿住了。了解到李继堂的籍贯是辽宁后，杨宁立刻跨越大半个长春，到市民政局档案中查询。几万人的名单，3个多小时，杨宁终于在重伤员档案发黄的卡片上印证了他的记忆：李继堂，辽宁台安县黄沙坨镇新发村人。他连夜坐火车往家赶，第二天一大早，在县民政局的档案材料里再次确认后，他骑上自行车赶往新发村，终于在附近的侯家屯找到李继堂的小侄女。在烈士胡明许的墓前，侄子胡炳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告叔信》，向他报告家中的情况：“儿辈兄弟姐妹14人，孙辈15人，重孙辈胡姓5人（义务兵一人），全家都身体健康，一切均顺，放心吧！”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杨宁也会跟着感动不已。在各地寻访时，常有人问起，“大老远跑来，你是烈士什么人啊？”杨宁回答说：“是亲人，起初是为了方便，久而久之，就真把自己当成了他们的亲人。”（资料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