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四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动新的技术、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目前，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日益生成、不断演进，世界正处于以信息化全面引领创新、以信息化为基础和核心竞争力的新阶段，谁能更好认识和把握这一大势，更好适应和引领新生产力发展方向、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谁就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国力。

  新质生产力是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政策支持等手段，提升经济系统的整体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一种新型生产力形式。它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社会经济层面的变迁，还意味着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是我国顺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选择，将为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今社会经济变革提供重要的理论工具和实践指南。

  新质生产力的推进和发展要建立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之上，找到当前我国发展中的痛点和难点，从而建设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推动现代化建设进程朝着良性、可持续的方向推进。

  优化金融体系，加强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源头，产业是载体，金融是保障。在以科技创新为基础推动力的先决条件下，必须深刻意识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及成果转化能力必须依托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科技—产业—金融”之间的良好顺畅渠道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我国传统的金融体系，在支持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上经验甚少，且面临风险大、产品属性与金融体系风险系数不匹配的问题。商业银行追求本金安全和收益的确定性，注重当期稳定现金流，且多偏向服务大企业、大项目，需要相当价值的抵押物。而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研发主体多为小型科技公司，无论是资金规模和抵押条件上来说均不符合银行贷款要求，尤其是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不仅需要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更存在极大不确定性，风险系数大、预期收益不明确与银行贷款之间形成复杂的矛盾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金融体系也要随之进行适应性调整，针对科技型企业、尤其是小型科技企业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支持政策。探索信贷融资的新模式，降低和消除商业银行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各种制度制约，探索通过股权投资方式支持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空间，满足企业前期技术研发的资金需求。其次，国家应鼓励多种经营主体及社会资本参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融资需求，满足不同研发周期、不同公司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需求。最后，金融机构也要提高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通过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形式，推动金融产品更加丰富化、人性化、数字化，降低金融行业的风险系数，为各类金融服务主体提供更便捷、更安全、更全面的服务。

  深化制度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内在驱动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处理好“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之间的关系，未来产业的布局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的高质推进都依托重大技术的突破，且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动员、组织和协调全社会力量方面的优势。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需要政府发挥市场机制的协调和带动作用，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企业、科研单位、学校等相关机构全力配合。其次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市场保护壁垒，发挥民营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生力军作用，完善各类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社会信用评级等竞争机制，为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发展环境。与此同时，为了更好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点，各级政府还应创新各类行政服务及流程管理方式，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人性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吸引各类优质资源的涌入。

  打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机制

  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劳动者的要求主要在于对智力的拓展和开发。只有掌握丰富技术知识和更高技术研发能力的劳动者，才能与更智能、更高效的劳动资料相结合，为新质生产力创造更优质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挥空间。

  首先，要在人力资源深度开发和创新驱动发展上下功夫，围绕国家战略和行业需求，调整优化高校学科布局，加强全周期科技人才的培育工作，从基础教育至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都要培育其创新意识及精神，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及能力，加快新型劳动者队伍的培养，同时普及全社会对智能科技、数据平台等现代化科技工具的操作应用能力及认知意识。

  其次，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给科研单位、顶尖科学家更多的研发经费和对关键课题的使用权和自主权，对相关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及成果转化等环节给予更多信任和发挥空间。最后，还要深化人才体制的改革，打通科研单位和科研人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完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薪资制度，探索建立以增加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及激励方式，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的价值。通过改革，把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合力。（李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