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日前在土耳其公开表示，欧洲错失了冷战后构建欧洲安全架构的历史时机。他指出，面对世界发展多极化的政治现实，欧盟需要构建经济发展与地区安全一体化的欧洲安全新架构。毫无疑问，施罗德隐晦的表达暗含对当前欧洲安全机制的批判与反思。作为冷战时期的遗留产物，美英主导的以捍卫欧洲安全为宗旨的北约组织，恰恰成为欧洲安全危机的根源，成为俄乌冲突的幕后推手，这是欧洲战略界不便明言却又亟待解决的根本战略问题。
在欧盟“战略自主”总体架构内，一个面向未来的欧洲安全新架构与美英主导下北约的欧洲利益是根本相悖的，这是欧盟构建安全新架构的最大挑战。在美英的欧洲棋局中，挑动地缘安全危机，基于所谓民主价值观炒作欧洲冷战遗留政治问题，强化历史形成的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对抗意识，是北约牢牢掌控欧洲安全主导权的杀手锏。欧洲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鲜明突出，中东欧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对东方大国俄罗斯历史上数次扩张始终心存疑惧，鉴于欧盟至今无法提供有效军事安全保障，依托美国主导的北约机制是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的不二选择。20世纪中后期，美国深耕中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与政党政治领域具有相当的渗透力。充分利用欧盟缺乏政治统一性的结构弱点，挑动个别东欧小国打乱欧盟战略规划，是美英挟制欧洲的惯用伎俩。
在削弱欧盟内部统一性问题上，英美两国的原则立场高度一致。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积极介入俄乌冲突，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亢奋。英国政府绕开欧洲腹地主要国家，冲到前台极力鼓动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刺激俄乌矛盾进一步恶化，以求消耗德法等欧洲主要国家的战略成本。二周前，英国主导成立远征军联盟力量（JEF），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这种唯恐欧洲不乱的外交心态不仅符合英国外交历史传统，更符合英欧双边关系极度恶化的背景下英国现实外交利益的需要。
因此，如何应对来自美英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外交掣肘，是欧盟构建欧洲安全机制的首要问题。过去5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时期美国对欧政策，深深地刺激了欧盟战略界的神经。后西方时代的到来，迫使欧盟必须重新思考美欧双边关系的根本性质与发展方向。就此而言，深刻理解德法主导的欧陆文明与英美主导的盎格鲁-撒克逊海洋文明在生存原则上的根本差异，就显得尤为重要。构建应对国际新格局的欧洲安全新架构，是当下欧盟最为急要的战略任务。
有鉴于此，欧盟必须切实强化独立自主的战略意识，针对潜在的地缘政治与地区安全危机，构建基于欧洲历史与现实双重因素的战略架构与解决方案。冷战结束已经30年了，欧洲政治文化中“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始终没有退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然而，在冷战叙事主导的北约安全机制下，盟友往往成为损友，欧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背锅侠。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国化，导致政治常识居然成为欧盟对外政策的稀缺资源。
就俄乌冲突而言，俄罗斯不仅是欧盟搬不走的邻居，还为欧盟能源基础与民生物资提供了根本保障。尊重俄罗斯民族的核心利益诉求，努力扩大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用实际行动消弭双方的历史积怨，给欧洲一个开放的有选择的未来，难道就那么难？众所周知，欧盟是饱经战火的欧洲人民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原则下基于追求永久和平的共同目的发展而来的。令人遗憾的是，在对外政策领域，欧盟的和平共存理念还有待加强。本世纪以来，欧盟在关乎自我切身利益的对外政策中，始终追随美国的步伐，还不得不为美式霸权埋单，诸如此类的战略错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客观而言，欧盟要想把维护地区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是提高国防开支就可以简单解决的。一方面，美英主导的北约不会允许欧洲在构建自我安全机制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美国手握多种挑动欧洲安全危机的政策选项与方式手段，依然具有相当强的对欧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欧盟对美英主导的以北约为核心的安全机制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本质差异，欧盟主要国家引领欧盟谋求发展新格局的意愿还有待增强。欧盟要真正落实“战略自主”政治意愿，构建面向未来的安全新机制，需要的不是麦克风式的政客，而是真正敢于有所作为的政治强人。
未来的美欧关系何去何从？本以为送走特朗普，美欧关系可以回到从前，尽管从前的美欧关系并不美好，但是总有明确的定位与选择。出乎意料的是，“重视”美欧盟友关系的拜登政府送给欧盟的“大礼”却是乌克兰战争。希望这一痛彻心扉的经历能够真正给予欧洲政界深刻的警示，在更根本的政治危机到来之前，能够有所作为。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松云论坛秘书长高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