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北京冬奥会闭幕之际，新华社推出大型纪录片《盛会华章》，从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回眸1990年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2008年首次举办奥运会。30多年来举国奋进的体育征途，见证了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纪录片中，许多受访嘉宾都谈到了这三大赛事对他们、对中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我们陆续推出纪录片嘉宾访谈，包括“双奥”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1990年北京亚组委秘书长、2000年北京奥申委秘书长万嗣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2008年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中国香港奥委会会长、国际奥委会名誉委员霍震霆，体操奥运冠军、李宁品牌创始人李宁，原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马国力等。希望从他们的个人记忆中，唤起大家的集体记忆。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70余载岁月，中国体育发展也随之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从“亚运成功”到“众盼奥运”，从“北京欢迎你”到“一起向未来”，作为中国体育发展的见证者，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0年北京亚组委秘书长、2000年北京奥申委秘书长万嗣铨经历过新中国初办洲际大赛的“摸索前进”，也体会过初次申办奥运失利的苦涩滋味，更是曾与萨马兰奇一起骑自行车逛北京……
围绕中国体育发展这一话题，新华社记者对万嗣铨、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闫仲秋进行专访，记录下1990年举办亚运会、申办2000年奥运会背后的故事。
以下是对万嗣铨（简写为“万”）、闫仲秋（简写为“闫”）的采访实录（采访时间：2021年10月）：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于我们举办亚运会有些不理解，我听说当时万主席做了一个特别有名的报告，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请您讲一讲当时做报告的背景和内容？
闫：80年代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年代，是一个激情的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各行各业都往前走。其实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要办亚运会，同时实际上亚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洲际性的综合运动会，所以它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当时（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各界对亚运会的不理解，很多人讲，我们这么困难，为什么要办亚运会？当时就在（北京）市委会议室，万主席面向新闻媒体和宣传口做了一个报告。我记得当时万主席讲了以后，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
万：第一次听一个人侃山，没稿子，侃了三四个钟头，当时这件事情本身就引起轰动。
闫：当时万主席是没有稿子的，（万主席）就拿了两张纸搁在那，而且都是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特别是提到比如各方各界人士捐款，讲到动情之处，万主席在现场热泪纵横。所以很感动那个片段。
1990年2月22日，北京百万庄小学二年级的30多名小学生冒着寒风来到第十一届亚运会基金会集资部，将平时积攒下的零钱捐献出来，为亚运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华社记者赵迎新摄
问：当时我们处在一个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硬件软件都比较落后，要筹备亚运会这样一个国际赛事，您现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我们主要面临哪些方面的困难？
万：筹备亚运会开端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因为这笔费用第一到底应该怎么来估算？需要正确地估算；第二（经费）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开始有点发愁。第二件事情是到底要建多少个场馆，才能满足运动会的需要。特别是有多少遗产可以留下来，这也是很值得推敲的问题。
（还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就不知道亚运会该怎么办，学不着，就只能自己去摸索。甚至于找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打听他们参加世界上其他运动会的时候，怎么睡的，怎么休息的，怎么练习的？都问清楚，好借鉴他们好的一些想法，改进我们的工作。所以，当时是一边摸索一边前进，所以很费劲。
具体来讲，小例子一个：当时运动员用的毛巾，用的洗漱用具，包括咱们旅馆里的用具，哪去弄去？最好是跟北京市旅游系统借，因为我们用了没几天就不用了，运动员也不会带走。事实上后来靠他们（旅游系统）支持，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定）标准也很难，就是运动员吃喝到底一天多少银子才能解决。一般运动员的标准这个也很难测算。后来好在有一条是拿在我们手里头的，在组委会手里头。运动会不需要场租，也不需要电费，也不需要水费，这个费用节省了以后，运动员那边的费用就可以提高一些。这样就解决了经费问题。
问：在筹办过程中克服了这么多困难，9月22日到了交卷的日子，当时您的心情如何，有没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万：（亚运开幕）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知道了什么叫腿软？亚运会要开幕了，（工作人员突然）告诉我，主席台对过看台后头的灯灭了。开幕式前7:20的时候短路了。因为万一真要是没电的话，我作为体育场（主管）的人，我连麦克风都没有，我们怎么去指挥？还好后来调查回来告诉我，没事了，修复了。（原来是）旁边有个工厂在做试验，把这几路电给闹憋了，然后赶紧去修复。我听到修复以后，就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什么叫腿软，这就是腿软，我真的是吓坏了那天。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图为开幕式现场。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问：您还记得1993年“9.23”投票那天宣布结果的时候，您当时在蒙特卡洛，有什么让您记忆深刻的事吗？
万：（我们事先约定好）看最后一辆车，看何振梁坐在哪儿，用什么表情来告诉我，申办成功还是不成功。下着雨，我和路凡打着伞在露天待着，看他们车走出来，一直到最后一辆车出来，是辆吉普车，何振梁坐在后排中间，低头，一点表情都没有，车从我旁边开过去，（我就知道）失败了。因为成功了，他肯定会跟我招招手什么的，因为他知道我在外头等他（这是约定好了的）。
1993年9月23日，北京申奥失利后少女合唱团的孩子们伤心落泪
问：亚运会之后，我们第一次申办2000年奥运会，当时您也是奥申委的秘书长，那次申办有没有让您觉得值得回忆的事？
万：实际上最叫人要回忆的，或者是想回忆的，就是两票之差到底是谁（没投我们票）？真正想知道答案，就是这个问题，到底是谁？老琢磨这个事。到现在还没琢磨开，因为我们没法证明，我就算取得很多旁证，我也无法去证明就是这个人没投我们票。也可能由于（曾经有）两票之差，大家（才）更珍惜（08年奥运会申办成功）这得来不易的机会吧。
问：现在回想起来，二位觉得第一次申办奥运会虽然失败了，是不是也有一些积极的意义？
闫：所以当时还提出，叫“五星邀五环”，中国第一次申办，确实体现出中国人民对奥运会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有深深的渴望。实际上中国的第一次申办，我现在觉得想想也挺悲壮的。当时美欧联手遏制中国，当时大的环境我们都知道，对吧？是非常恶劣的。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能够申办奥运会，实际上就跟我们当时（申办）奥运会的口号叫“开放的中国盼奥运”（所表达的一样），是吧？当时还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要跟世界融合的这种心态。最后总结时，（时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吴建民说了，“虽然两票之差我们失利了，但是取得了比我们的实力还要强的结果”。这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问：1993年申办失利以后，我们后来选择申办2008年奥运会，二位觉得到2001年再申办的时候，在筹备组织上和北京亚运会相比有什么不同？
闫：第一次申办（失利）之后，据说萨马兰奇带信儿说希望中国继续申办。我首先感觉到我们申办奥运以后，北京的基础条件各方面比亚运会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93年我们申办的时候，当时北京的基础设施环境，包括我们的软件，包括比如说我们的通信等，跟悉尼一比，包括我们的环境，确实差了很多。等于是我们到了2001年，也就是过了8年以后，我们申办（奥运）成功以后，北京的基础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当时的状态，包括经济实力也增强了很多，所以跟亚运会（相比）来说确实上了一个大台阶。
问：在和国际奥委会的交往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万：那个时候希望给国际奥委会送份礼物，想半天没想出好东西来。爱新觉罗·启骧，是跟我同一届的同学，我就想到了他。（他是）雍正那一系的（子孙），他写一手我非常喜欢的楷书，好看极了那字写得。后来就请他把《奥林匹克宪章》用中文（誊）写了一遍，用中国传统的书法装订（方式装订好），作为中国奥委会送给国际奥委会的礼物。这个礼物独一无二，是很精彩的一份东西，现在还在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里放着呢。
问：听说当时萨马兰奇1993年5月来中国的时候，您还陪他在天安门广场骑自行车来着，能不能回忆一下？
万：萨马兰奇骑自行车确有其事。他自己提出来的。自行车是从西单商场临时借来的，起点我记得是（人民）大会堂，整个绕天安门广场一圈，我对他骑自行车绕（天安门广场）一圈觉得太好了，太精彩了，非常友好。所以我经常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萨马兰奇对中国是友好的。
1993年5月10日，萨马兰奇在天安门广场骑自行车
问：到2001年投票的时候，和第一次申办时大家的心态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闫：我们93年去蒙特卡洛的时候，奥申委高层领导们，心里是忐忑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第2次申办（去莫斯科时）确实是充满了信心去的，觉得我们一定能赢。在我们第二次申办成功以后，当时在（莫斯科）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搞了两个（庆祝）会。（时任奥申委体育部副部长）张秋平带了一瓶93年在蒙特卡洛买的法国的酒，（原来）是准备第一次申办成功在那儿打开瓶盖喝的，结果第一次没成功，留着（这瓶酒）一直带到莫斯科，大家在一起开了那瓶酒。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两次申办一定要放在一起看，没有第一次不会有第二次，再往前追溯的话，我觉得没有亚运会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
2001年7月13日，闫仲秋、张秋平等两次申奥老战友在莫斯科畅饮1993年在蒙特卡洛买的那瓶葡萄酒
出品人：许基仁、陈凯星、邹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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