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万平方米发掘面积；一万余座墓葬；30余年手铲不辍；五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数量之多并列国内第一……他的考古人生，不止这些数字。史前文明、夏商、东周、魏晋、唐宋、明清……马俊才发掘的遗址几乎涵盖历史上各个时期，有人说，他把中国历史打“通关”了。
春秋几度移，把辽阔的田野当舞台，马俊才“以铲为器”，“不言书”里写“春秋”，掘开一个个历史真相，探源中华文明。这位终年奔波田野的考古人，脸上总是风尘仆仆，仿佛长途归来。
“手气好”的“马大墓”：打不出粮食，就做不成蛋糕
见到马俊才时，他正在南阳主持黄山遗址的发掘工作，为了这次采访，还特意穿上了西服。久在田野的他脸上透着考古人特有的“考古色”——被太阳久晒又反复风吹后的黑红。
1985年，19岁的马俊才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时，还是个白净的小伙子。彼时，他还不知考古为何物。第一次对考古产生兴趣，是从触摸20多万年前的石制器开始。
当时在北大教授旧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的是著名考古学家吕遵谔先生。在他的教研室内，马俊才见到了辽宁金牛山遗址出土的各类石制器，旁边紧闭的保险柜里则放着轰动中外的金牛山猿人头骨化石。
一幅20多万年前古猿人的生活图景在马俊才脑海中显现。“这些历史的刻痕都是有生命有故事的。”从那时起，他就决定，要翻阅这“无字地书”。
当时，北大考古专业已经形成包括三个多月田野发掘、两个多月室内整理和编写实习报告等流程的基础实习“北大模式”。得益于此，大二时马俊才跟着老师来到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开始了田野启蒙。
“在邓家湾遗址，我们两人一组，负责一个5米乘5米的探方发掘，那时连文化层都不认识，总怕挖坏了。”马俊才说。
考古圈流行一句话，“不会看土，别说考古”。那时马俊才每天都趴在沟坎、断层前看土层断面，分析地层，并结合文献和考古报告，学习如何“看土”。
一天，马俊才和另外两位同学接到任务：附近的肖家屋脊有个砖瓦厂，起土时经常发现陶片，赶去探探。
21岁的马俊才第一次背上了洛阳铲。此时他已经学会了如何“看土”：如果洛阳铲带上来的是“五花土”，下边多半是墓；绿色或青色土，多半是马坑或车马坑；密实的夯土，根据范围就能判断是什么建筑遗迹。
到了砖瓦厂，大家观察砖窑起土的断面，没有发现什么，一时不知从何处下铲。马俊才心想，先不管，探了再说，便在一处隆起的高地上扎起了“筛子”。就这样埋头探了几天，终于发现了1.5米厚的文化层，一个多月后，一座王级大墓找到了。这座标号为M7的墓葬属于后石家河文化，当时共出土104件陶器和一件象征权力的石钺。直到目前，M7仍是石家河时期最大的墓葬。
“手气真好。”从那时起，便有人这样评价马俊才。
1989年，大学毕业后马俊才来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时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一个月后，他被分到新郑工作站，开始对郑韩故城持续15年的发掘。
1993年的一天，马俊才在郑韩故城小高庄西进行考古勘探，用洛阳铲下探时，坑底带出了发绿的土。“土发绿发青，极有可能是马坑，因为马在腐烂后产生的腐殖质会把土染成绿色或者青色。”善于总结的马俊才很快判断这是一处马坑遗址，有没有车还需看是否有木器腐烂的灰痕。
清到最后，只出现了马，没有车。“旁边很可能还有别的祭祀坑。”于是，马俊才领着技工沈永建在周边展开三次勘探。为了不漏掉任何一点遗迹现象，马俊才采取布梅花点的方式勘探，一平方米钻四个探孔，密集之处，隔半米就钻个孔。
最终他们勘探出20多个马坑。“有希望了。”马俊才心想。由于当时经费有限，马俊才向队里申请集中力量挖马坑，可整整四个月，清理出的全是马坑，并没有青铜器坑和大墓。
没有重大发现，是考古发掘的常态。“队里不断有人说，全是马坑，很多人都劝我放弃。”马俊才说，他不断翻阅《周礼》等历史文献，查阅古代祭祀埋葬情况，判断此处很可能存在高等级的祭祀遗迹。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并在1995年10月开始了第三次扩方。此时这块地已被征为基建用地，限期发掘。考古队也下了最后的“命令”：再扩两个方，如果没有收获，发掘就要结束。
新探方开始刨土的那个下午，一位民工的耙子刚落下就传来“咣当”声。“是金属碰撞声！”马俊才心想，“有了！”
第一件青铜器出现了。此后，在探方周围有序排列多个青铜礼乐器坑，出土五组象征古代中央政权的九鼎八簋青铜重器，此外还有9坑编钟，每坑24件。结合此前发掘的马坑，马俊才判断这是典型的郑国祭祀遗址，而且是祭社稷的最高等级遗址。
不出所料。这次发掘，共清理出土春秋时期郑国青铜礼乐器坑17座、殉马坑44座，出有348件郑国公室的青铜重器，成为郑韩故城半个多世纪以来罕见的考古收获。此项发现，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也是马俊才首次获得该殊荣，当时他仅30岁。
“手气也太好了。”更多人开始这么说。
此后，马俊才又先后主持发掘了新郑市许岗韩国王陵、新郑市胡庄韩国王陵、新密市古城寨龙山城址、上蔡县蔡国故城和蔡国贵族墓地、安阳殷墟商代铸铜遗址、三门峡秦人墓地、禹州商周贵族墓地、南阳黄山遗址等多项大中型发掘项目，五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所到之处非王即侯。
“手气真好！”几乎每个人都这么说，还送了“马大墓”的名号给他。
“都说我是队里的福将。”每每听到此，马俊才只是乐乐，并不反驳。
可考古技师程永刚却不这么认为。
“这么多年，他累计发掘面积有六万平方米，仅墓葬就有一万多座，王侯将相才几个。所谓手气好，不过是想得多一点，挖得深一点，坚持得久一点。”自1997年开始，程永刚就跟着马俊才做田野发掘。
一年365天，最多的时候，马俊才有超过340天在田野。“考古工作田野是基础，打不出粮食，就做不成蛋糕。”他说。
“如果非要说手气，那么他的学术敏感、过硬的实践操作技术、对遗址细微之处的把握、大胆的想象力和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着劲儿，确实让他的手气略显得好一点。”程永刚补充道。
“土里找土、灰中寻灰，不漏掉任何历史细节”
在新郑郑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原址展出的三号陪葬车马坑，有着四辆“豪车”和122匹马骨，曾创下多个“历史之最”：发掘的马骨数量创郑韩故城考古之最，郑韩故城内所见形制最大、装饰最奢华的国君用车……
这背后，便是马俊才和他的车马坑清理团队。
车马坑是很多考古人不敢碰的遗迹。“清理车马坑就是土中找土、灰中寻灰的过程。”马俊才说，需要手铲、刷子、竹签，甚至手术刀等工具，清理前要分析土层，一般上层多是黄沙土、黏土、硬土，随着土壤颜色越来越深，直到发绿，开始露出马骨。
“清理时必须熟悉马骨构造，做到心中有数、有轻有重，从边缘到中心，小心翼翼，马骨位置必须保持原样、固定不动。”马俊才边说边比画，仿佛手里拿着一把刷子。
马骨易清，车痕难寻。郑韩故城三号车马坑是一座“中字形”郑国国君大墓的陪葬车马坑，由于当时实行拆车葬，导致坑内车马散乱，增加了清理难度。
“在博物馆看到的是一辆一辆马车，车轮及各种构件都清晰可见，但在发掘过程中，这些早已腐烂成泥了。”马俊才说，因为古代的车，无论是战车还是生活用车，除了部分加固或装饰部件为铜质外，其余都是木质结构。经过上千年早已腐烂成土，只保留其结构的灰化痕迹，时间久了这些痕迹和泥土的颜色相差无几。
“除了灰痕与周边填土难以区分外，清理过程中还要准确把握好力度，使泥土与遗迹刚好剥离，不破坏遗迹本体。”马俊才说，当时他给每个人都发了聚光灯和放大镜，通过观察木头腐烂处的泥土颜色，寻找木头腐朽过的痕迹，触摸土质软硬度的细微差别，并通过平面和剖面结合的方法寻找遗留的车痕。
整整12个月，这些深埋地下2400多年的车舆马匹得以完美面世，车衡、车轭、车辕等构件清晰可见，就连车篷上方格席纹遗痕都清晰可辨。该考古项目也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马俊才的车马坑清理团队也一战成名。“不少遗址碰到难清理的车马坑都会找我们，我们的技师经常赴外地协助考古队完成车马坑的清理工作。”马俊才说。
此后，用车马坑的标准发掘遗址，成了马俊才的一种习惯。在他看来，细致的发掘是对遗址最好的保护。
距离郑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220公里外的南阳黄山遗址，就是一处“车马坑”式精细发掘的典型。已化为尘土的单弓、成捆的骨簇，甚至连5000年前的象牙梳齿都根根可见……置身黄山遗址，仿佛走进一座遗址博物馆。
“这是2018年发现的仰韶时期编号F2房址以及玉石器作坊遗址，都是长方形多单元房基。”马俊才指着位于黄山遗址一侧的房址说。与此处相隔不远的另一处房屋遗址，推拉门道、木骨泥墙、红烧土都清晰可见。
“黄山遗址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遗址，几乎10厘米就有一个文化层，而且主要手工业是玉器加工，都是很小的物件，要不是马老师如此精细地发掘，很多关键信息可能会被漏掉。”程永刚说，通常一个探方从开始至结束要刮上百遍平面，每一遍都要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直到出现没有人类扰动的生土，才算结束。
“不同土层，特征是不一样的，得调动多个感官，看土层颜色、包含物，触摸土层软硬，听手铲刮过遗址的声音。”长期跟着马俊才的技师和民工渐渐摸出了门道。
“用力得适当，太轻，刮不动；太猛，遗迹容易受损。”马俊才手指顶着手铲的铲缘，边示范边说，铲面和地面形成一定角度，由远及近。
不仅精细，马俊才还进行多学科考古研究：对人骨腹部土壤和寄生虫标本进行采集和分析；对已发现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对部分土样进行水淘、浮选，对陶器上的残留物进行检测与分析。
细致发掘和多学科交叉应用，让他发现更多历史细节。
5000年前带有推拉门道的大型玉器作坊，陪葬大量猪下颌骨、玉钺、弓箭的大型高等级墓葬；6000年前的古国粮仓；7000年左右的高等级房址……黄山遗址仿佛一处“时空标尺”，“一眼史前三千年”的考古奇观，就这样在马俊才及其团队的手铲中铺陈开来。该考古项目也先后荣获2021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社科院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力所能及地把遗址揭示到最好，是马俊才对土地的回报。“黄山遗址内涵的丰富性已经超出了想象，我这辈子是揭示不完的，唯有发掘好、保护好，以便后来人接力。”马俊才说。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眼睛还要瞟向灶台外”
“为什么马俊才总能发现大型遗址？”
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
“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眼睛还要瞟向灶台外。”这是马俊才的考古“方法论”。他解释说，发掘墓葬不能只看墓，要从人出发，找到古人衣食住行的各种“配套设施”，就是一种以聚落遗址为单位进行田野考古操作和研究的思维方法。
2005年5月，上蔡县文物局接到村民举报，郭庄村东一处地势最高的土岗上出现很多人为大洞，可能有盗墓贼。随后马俊才带领考古队赶往现场，在钻探过程中，探铲在土层深处带出的竟是些黄色的纯细沙，而不是常见的五花土。挖过近万个墓葬的马俊才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他马上查阅考古资料，发现河南辉县的魏国王室墓葬就是用沙子埋葬，叫积沙墓。“为了对付盗墓贼，古人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用细沙填埋墓室，再在沙中埋上巨石。由于细沙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加上石块的重量，很容易塌方把盗洞掩埋。”马俊才说。
如此严密的防盗措施，加大了发掘难度。挖到10米深时，一无所获。为了赶在雨季前完成发掘工作，马俊才首次用到了吊机。历时两个多月，一个长27米、深19米的楚国贵族墓地得以面世，“流沙大墓”轰动一时。
如此大量的沙石从哪里来？发掘过程中，马俊才不忘“看着锅里”，随即勘探出古汝河码头，解决了流沙大墓沙石来源问题，又把大墓压着的古遗址清理出来，中国最早盛行“河鲜烧烤大排档”的渔村也得以面世。
“上蔡县是周朝诸侯国古蔡国都城所在地，流沙大墓距蔡国故城不过5公里多，故城周围极有可能埋着更多古蔡国贵族墓葬。”听到村民说自家地边水沟里有马骨头和铜马嚼子时，马俊才心头一震，随即派出了钻探队，探出一批积炭大墓和大型车马坑，以蔡侯积炭大墓和出土五鼎四簋的蔡夫人墓为代表的一批蔡国贵族墓终于找到了，系列发现填补了蔡文化空白。
这种“聚落式考古”的思维方法贯穿了马俊才整个考古生涯，这也是他总能从田野中拔出一连串“惊喜”的原因。正在发掘的南阳黄山遗址也延续这样的思路。
“最先发现的是几处前坊后居的大型作坊遗迹，经研究确定为玉石器工匠的生产生活用房，并发现了与之相应的院内工棚类柱洞、活动面、磨玉石浆层等，出土了一批玉石器、陶器、骨器等文物。”马俊才说，基本确认这是中原史前制玉中心。
如此发达的手工业，肯定需要不少劳动力，他们如何生存？带着这样的思路，马俊才找到了史前粮仓群。遗址中所见杂草种子少，或许该遗址并不从事农业生产，食物可能由别处供给或贸易而来，如何运输？层层剥茧后，一座规模宏大的史前码头也出现了。
如此大规模、高等级的遗址，周围有没有二级聚落；出土众多陶器，附近会不会有窑址；这么多人生活用水，能不能找到水利设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马俊才的眼睛不断瞄向“灶台”之外。
“一个完整的聚落至少要能够满足衣食住行、安全防卫等，只要遗址没被破坏，这些遗迹就一定找得到。”马俊才说。
守望田野，做历史的唤醒者
守望田野30余年，马俊才真正诠释了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他常常会因刮风下雨连夜赶往遗址查看安全；他会把车横在工程车前，阻止因施工可能对遗址产生的破坏；他多次熬夜编写大遗址保护规划；性格腼腆但却愿意对着话筒直播两个多小时，只为普及遗址文化，推动公众考古事业；他不会怠慢任何一处遗迹，因为遗址有大小，价值无轻重。
现在，马俊才几乎所有的精力都在黄山遗址，遗址的内涵超乎想象，发掘难度也超出想象。
“整个遗址层层叠叠都是宝。房摞房、墓摞墓，常常出现仰韶时期的房子与屈家岭时期制玉作坊、房址、墓葬相互叠压打破现象，手铲稍一挖，就被另一个时期的遗迹拦住。”马俊才说，目前新石器时期文化序列并不清晰，而黄山遗址每10厘米就是一个文化层，已有的考古类型学已不能完全解释。
面对知识储备的新挑战，如今的马俊才一半田野，一半书斋，一有空闲就不断翻看考古报告，并定期邀请全国专家来遗址指导交流，更新认识。
从考古大棚走出，站在遗址上眺望，麦苗青、油菜黄，独山、蒲山两山相夹，玉带般的白河从山脚流过。几千年前，这个“中原玉都”所出玉器就是从这里走向中原、流通江汉。
“这是我考古30多年经历过最美的遗址，多富有啊！”面对这个在普通人看来只是一片荒芜的岗地，马俊才发出了由衷的感叹。5年来，纵使手铲不辍，30万平方米的遗址也只挖了不到百分之一。
“下半辈子是绕不开它了。”马俊才说。
考古队租住的宿舍位于附近村边一栋二层民居内，站在二楼平台北望，远处高岗上两面红色旗帜迎风摇曳。马俊才指着它们说，这是我们的队旗，上面印着“黄山遗址考古队”。
“这么远能看到上面的字吗？”
“咋不能，心里刻着呢。”（记者桂娟、史林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