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柳敬亭而建的柳园，游客品读《柳公祠记》。本报记者朱旭东摄
江苏泰州市中心的五一路，分别坐落着一座光孝寺、一座崇儒祠、一座泰山行宫，被人们戏称为“儒释道一条街”。泰州凭什么能“一街儒释道”？记者前往一探究竟。
热庙宇、冷儒祠、破道观
海陵是江苏省泰州市的主城区。1993年，赵朴初赴泰州考察，为修复光孝寺应邀书就《踏莎行》词一首：“州建南唐，文昌北宋，名城名宦交相重。月华如练旧亭台，清词范晏人争诵。朗润明珠，翩仙彩凤，梅郎合受千秋供。重光殿宇古招提，放翁大笔今堪用。”此词引经据典，抒发了对泰州人文历史的赞颂。其中，“重光殿宇古招提，放翁大笔今堪用”，即为佛教名胜光孝寺。
泰州佛教始传于东汉末年，两宋时期走向鼎盛。光孝寺原名万寿寺，始建于东晋义熙年间，后因南宋高宗赵构为超度徽、钦二帝亡灵，诏令该寺摆设道场，敕令改称“报恩光孝寺”，后毁于战火。修复后的光孝寺大雄宝殿取《华严经》语，取名“最吉祥殿”。陆游的祖父曾在泰州任州官多年，陆游对泰州也怀有深厚的感情，写过一篇《泰州报恩光孝禅寺最吉祥殿碑》。
清乾隆九年（1744年），宝华山慧居寺上座炳一律师受地方士绅之邀，任光孝寺住持。因为他是宝华山律宗传人，故“改禅为律”，称为“光孝律寺”。光孝寺名僧代出，上世纪30年代初，时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的常惺法师创办了光孝佛学研究社，培养了不少高僧，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乃至当代海外华人佛教史上，都有重要影响。如今的光孝寺依然香火旺盛，成为泰州佛教文化和吉祥文化的核心标识。
光孝寺的西侧，即为崇儒祠，距今有400多年历史。这是专门祭祀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祠堂，取名“崇儒”并进行祭祀，表达了后人对学派宗师的崇敬。
儒家倡导“仁者爱人”，要求儒者“以天下为己任”。我国古代无数儒者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王艮即为其中的佼佼者。
在历代思想家的心目中，“道”只有“圣人”才能够认识和掌握，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知晓。但王艮把“道”与“百姓日用”等同起来，认为“百姓日用即道”，“道”存在于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各种自然欲求之中，指向的是满足普通百姓的物质性需求，明确肯定了百姓生活作为一种本体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与不可剥夺性。
在当时阳明学影响渐起的背景下，王艮通过拜王阳明为师，与其弟子通过学术创新和各类讲学活动，逐渐形成泰州学派。王艮去世后，次子王襞继续主持讲席，不仅壮大了泰州学派队伍，更进一步弘扬了泰州学派学术思想。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即出其门下，颜钧、罗汝芳、汤显祖等都是王艮的再传、三传或四传弟子。全国包括五传弟子在内，有籍贯可考者480余人，蔚为大观。
庭院深深的崇儒祠，如今门可罗雀，只有一位中年妇女看守大门。记者在崇儒祠偶遇泰州市中医院几位医生，他们正饶有兴致地参观王艮生平及其名言石刻，因为王艮“曾经也是一位中医”。
“儒释道”一条街，自然少不了道教风景，只是这条街上的道教建筑很是破落。距离崇儒祠几百米处，隐藏在商业步行街里有座“泰山行宫”，供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泰山行宫仅存单体建筑，前后门紧锁。有只野猫舒展着身体，懒懒地躺在墙角，俨然成了这幢建筑的主人。
即便如此，因为有了泰山行宫，一街“儒释道”才能“名副其实”。“泰山行宫”肯定风光过，如今，岁月赋予其沧桑。
一个人、一部戏、一种曲艺
失望的程度，往往与希望的强度成比——原来只是这样的“一街儒释道”。
泰州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钱成说，除了“儒释道”，还有“梅桃柳”——京剧大师梅兰芳、写《桃花扇》的孔尚任、评话宗师柳敬亭。
从抽象的“儒释道”，走向具象的看似并无关联的三个人物，虽然有点别扭，但都是一地风物，都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后，很多城市逐渐学会“推介自己”。最初是为了招商引资，如今，还有更多是来自骨子里的骄傲——这些年来，每座城市都“推”出了特色，“推”出了风采，“推”出了骄傲。
“向外推介宣传泰州，可能有100种方式，每种方式，都少不了京剧大师梅兰芳这张名片。”海陵区文联主席徐同华说。
梅兰芳祖籍泰州。他既是我国现代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家。1984年，为纪念梅兰芳诞辰90周年，泰州在凤城河风景区的凤凰墩上建造一座纪念亭，其外观五角攒尖，形似绽放的梅花。进亭仰视，亭上雕有《霸王别姬》《贵妃醉酒》《洛神》《宇宙锋》《穆桂英挂帅》五出梅兰芳代表作。1987年泰州又辟凤凰墩为梅园，兴建梅兰芳史料陈列馆。1997年6月，泰州市决定将公园与史料陈列馆合并，更名为“梅兰芳纪念馆”。
除了“梅馆”，泰州主城区还有纪念孔尚任的“桃馆”、纪念柳敬亭的“柳园”，分列凤城河两岸，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苏北大水，孔尚任以钦差身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到苏北治水，由此与泰州结下不解之缘。
在泰州期间，孔尚任遍访当地社会名流、文人学士，与他们交往甚密。当时明末遗民诗人邓孝威、费密、黄云、冒襄等云集泰州，皆以诗名著于天下。孔尚任和他们唱和切磋，尤其是与侯方域等人同为“明末四公子”的冒襄，为创作《桃花扇》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如今，在泰州凤城河畔的桃园中，按原样复建的陈庵（即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之处，又名“藏经禅院”），门前高悬“孔尚任旧居”匾额，照壁上镌刻着孔尚任撰写的《陈庵记》。当年，孔尚任奉旨来此治水，恪尽职守却壮志未酬。正是这苦闷的至暗时刻，锻造出他冷峻而悲悯的情怀，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戏曲史上的一部巅峰之作。
《桃花扇》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柳敬亭。他的一生，又是另一番风云。
柳敬亭15岁时强悍不驯，触犯律法，但得到时任泰州府尹李三才为其开脱而流落在外。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他流亡到安徽宣城，在敬亭山一棵大柳树下歇息时，想到自己的流亡生涯：“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吴伟业《柳敬亭传》）遂变姓柳，改名逢春，号敬亭。
流浪在云间（今上海松江）期间，柳敬亭得到高人指点，说书技艺大进，18岁就靠说书名满松江。之后，他纵游扬州、杭州等地献艺，声誉日著。明崇祯七年（1634年）起，柳敬亭长期寓居南京秦淮河畔“长吟阁”说书，声名远扬，并与东林、复社诸多名士有交往。
柳敬亭生活在明末农民起义的大动荡和满清入主易代之际，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虐杀”等惨绝人寰的亡国之痛。明亡后，清廷厉行“剃发令”。柳敬亭以说书艺人表演古人需要为名，一直留发不剃，不改明代衣冠，说书言志，激励后人。
晚年柳敬亭的技艺已达随心所欲的妙境。阅尽沧桑、饱经世故后，他把悲愤、感慨、抑郁之情，完全倾注于他的评话之中，使身经变故的遗民、百姓听来，产生极大共鸣。时人评价这个时期的柳敬亭，已经到了“不见说书人，只见书中人”的境界。他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是书中人物。
柳敬亭先后收了很多门徒。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说书艺人们收徒拜师时，还要先拜柳敬亭的牌位，奉其为祖师爷。
如今，为纪念柳敬亭而建的柳园，树木葱茏，垂柳依依，成为全国曲艺界瞻仰寻根之所。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曾到泰州寻访柳氏遗迹，并反复说：“我是寻宗来了。”
“梅澜芳华”“桃映春风”“柳荫后世”，梅园、桃园和柳园，三园一线，组成了泰州独一无二的戏曲文化载体。
看得见的“梅桃柳”，看不见的“儒释道”
缤彩纷呈的“梅桃柳”，都已经具象化了，也比较容易向世人展示，但依然没有“儒释道”三个概念的想象空间大。碎碎念之间，徐同华说，“儒释道”其实在“梅桃柳”身上都有体现。
我们走访了梅兰芳纪念馆，了解他京剧大师身份之外的“儒释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阴谋筹建傀儡满洲国，曾多次派人请梅兰芳前去演戏，以示“庆祝”，每次都遭到他的严辞拒绝。
1932年，梅兰芳全家迁居上海，与叶恭绰等一起编演了《抗金兵》，演的虽然是抗金兵，实则号召民众抵抗日军。《抗金兵》的上演，对当时渴望抗战救亡的中华民族，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随后，梅兰芳又把《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同样是表现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题。
徐同华在《梅兰芳》一书中写道：“这标志着梅兰芳已经站到了挽救民族存亡的斗争前线，体现了他追求的提高京剧社会作用的理想。”
1937年，上海沦陷，梅兰芳身居沦陷区，不为敌伪的威胁利诱所屈服，蓄须明志，8年不曾登台演出。由于长期停演，梅家经济陷入困境，他只好把北京的住宅卖掉，后来甚至靠卖画典质度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梅兰芳蛰居香港未及撤离。一天，日军侵港司令酒井派人强行将他接去，当时梅兰芳蓄须已久，酒井问他为何留须？他回答说：“我是唱旦角的，年岁大了，扮相、嗓子都不如以前，应该退出舞台了。”酒井无奈，终于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后来，日军几次请梅兰芳唱戏，他都以牙痛为由回绝了。1942年秋，大汉奸褚民谊突然来访，提出请梅兰芳演出，同样遭到拒绝。
日伪见软的不行，就出面胁迫，勒令梅兰芳必须参加演出，否则军法从事。梅兰芳请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预防伤寒病针，很快使体温升高到40度以上。日军军医检查确是“病重”，只能作罢。
1945年8月8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一传出，梅兰芳当天就剃掉了唇髭。经过短期准备和恢复嗓子，没出两个月，他就在上海重新登台演出。那时，他已52岁。
1949年上海解放后第三天，梅兰芳就登台参加欢迎解放军的演出。第九天，他接到陈毅市长的请柬，出席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9月下旬，梅兰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0月1日，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面对日伪的威逼利诱，梅兰芳就是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即使生活窘迫困顿，依然拒绝为日伪演出，不为五斗米折腰，又像乱世的隐者，择时“修身养性”。贼寇退败后，他欣然重新出山，立德、立功、立言。梅兰芳虽然首先是位艺人，同样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柳敬亭、孔尚任，又何尝不是如此？
儒、释、道互补，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不管是“梅桃柳”，还是一街“儒释道”，在这里展现的，都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表达，或者是某种传承和发展。而泰州学派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则体现了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现了可贵的人本情怀。
7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泰州时，曾赞叹泰州城各种尘世的幸福极多。不知道彼时他有没有在泰州吃过早茶？现如今，很多泰州人每天的幸福，是从吃早茶开始的。
早茶店遍布泰州大街小巷，店虽有大小之分，价格也有高下之异，消费者则各取所需。上班族大多以填饱肚子为主，点上一碟烫干丝、一碗鱼汤面、一杯茶，再加两只热气腾腾的包子，舒适而随意。有闲人或呼朋唤友，到早茶店要上一壶好茶，几样中意的茶点，慢饮细品，潇洒而快意。生意人则以早茶店作为谈生意的平台，不必觥筹交错、面红耳赤，一笔又一笔生意在谈笑间成交……泰州的早茶店里，每天食客如云。据说，目前泰州市有早茶店上万家，早茶品种达150多种，每天吃早茶消耗的面粉达20万斤、干丝10万斤……
抽象的理想，是为现实的幸福服务的。所有的“儒释道”或“梅桃柳”，口中所念、心中所盼、奋力所图，不就是为了这平和繁盛的人间烟火吗？（记者朱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