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绝丝路的“老小姑娘”,有一个不绝的梦想-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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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06/14 10:24:06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画绝丝路的“老小姑娘”,有一个不绝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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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岁“丝路画家”耿玉琨,人生最不缺的就是故事和友谊。

  在乌鲁木齐的夏夜,耿玉琨和丈夫赵以雄夜叩西部歌王王洛宾房门,一见如故,成为亲密朋友,王洛宾亲自作词作曲,为他们远赴丝路送行;在日本考察写生时,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老妇人驻足三小时欣赏他们作画,此后一直保持书信与电话往来……丝绸之路于耿玉琨夫妇而言,不仅是一条交通线,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性格。

  自1975年始,耿玉琨和赵以雄20多次赴丝绸之路写生考察,东到日本东京、奈良,西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他们走过8个国家、238个城市,行程50万公里,创作近万幅作品。

  耿玉琨和赵以雄丝绸之路写生考察路线图。受访者供图

  手提背负着不比玄奘轻松的包袱、跨过沙梁戈壁,在晨曦微明、在黄昏落日,随时拉开画布,不顾沙漠的暴晒、戈壁之寒冷……他们是最早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写生的画家。

  “傻子,两个傻子,只有你们才肯下这样的功夫,干这种事。”画家叶浅予曾翻看他们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临摹的1700张壁画,边看边呢喃。

  一辈子无儿无女,耿玉琨和赵以雄将出生入死、从时间手里“抢”来的画作视为自己的“孩子”。晚年,他们为这些“孩子”能找一个好归宿而费尽周折。“我们深知这些‘孩子’并不属于我们,他们是社会的,是人类的,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建一座丝绸之路艺术馆,把这些‘孩子’免费给大家看。”耿玉琨说。

  耿玉琨的绘画作品《古道新集》。受访者供图

  一年多前,耿玉琨投身自媒体,她在抖音上分享自己和老伴的丝路故事与画作,很多年轻人被圈粉。“这不就是我们的初衷吗?”新媒体,给老人带来很多挑战、探索和思考。

  如今,她是无数粉丝眼中的“老小姑娘”,可亲、可敬、可爱。视频里,她可以娓娓道来丝绸之路上的相关故事,博闻强识,思维清晰;她也可以摘掉满口假牙,时而戴个墨镜,时而在耳上别一枝粉色桃花摆摊卖画:“赔本赚吆喝咧!一万不要,一千甭给,二九九你拿走!”演完,耿玉琨乐得开怀大笑。

  偕行丝路,志同道合

  采访耿玉琨是在北京宋庄杨树峰的工作室。作为艺术领域的晚辈,杨树峰敬仰耿玉琨夫妇的事迹和作品,与他们交情颇深。一年半前,他把独自生活不便的老人从门头沟接来生活,一起运营新媒体账号。

  见面当天,耿玉琨一头银白短发,穿着一件白底波点的素净棉布褂,系一条亮黄色小丝巾点缀。接触多了,会发现耿玉琨特别风趣、可爱。当镜头对着她的脸拍特写时,她自嘲,“大特写有什么好的!满脸皱纹,这不就是丝绸之路的烙印吗?”她指着眼底的细纹,“这小纹不就是搓板路吗?”然后搓着额头上的大皱纹,“这也不知道哪是一碗泉,哪是马连井。”又拿起纸巾拭起嘴角两条法令纹,“时不时擦一擦这两河流域,哈哈哈……”

  丝绸之路的烙印是如何刻进耿玉琨和赵以雄的人生里的?

  1955年,他们的人生河流交汇了。那年,他们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同班同学。耿玉琨是班上唯一的女生,赵以雄是班长,也是耿玉琨走进校园认识的第一个男生。爱情对于那时的耿玉琨来说,就是“和他一起画素描、写生,很自然”。渐渐地,同学成为恋人。五年后,他们领到毕业证,也领了结婚证,在教室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他们在专业上不断精进,却受时代所限,未能纵情画笔。两人一度很消沉,身心俱惫。

  赵以雄从故纸堆中翻出《资治通鉴》《史记》等书,在燕山深处的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农房,白天当钳工,晚上躲入小屋读史。他读到古老的东方文化,通过张骞、班超开通的西域之路,与西方的古罗马文明沟通交流。这条被誉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曾引起国外专家学者的考察热,但在当时的中国几乎受关注度不高。

  耿玉琨夫妇临摹的新疆壁画。受访者供图

  何不以画笔捕捉古老丝路的余晖?梦想的种子在赵以雄的心底生根发芽。

  197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约请赵以雄绘制一幅《天山》油画,他趁机做了第一次丝路考察。大漠风光、雪山草原、古老烽燧、佛寺古塞令他激动不已,回家后就和耿玉琨商量,想再去丝路走一趟。

  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为丝路之行做准备: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向沈从文、史树青请教;到中央美术学院,向常任侠请教;查阅中外文献,收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资料,研究佛教艺术的发源地和传播途径。

  1975年9月,两人从北京出发,坐了四天四夜火车到达乌鲁木齐,再去天山南北、伊犁昭苏、吐鲁番、喀什等地写生。在那里,他们饱览丝路沿途风光,吮吸大自然的养分。

  耿玉琨记得,跟随考古队进入高昌古城时,他们立即被壮观的遗迹所吸引。考古队长边走边指着遗迹娓娓道来:这是城墙,那是店铺;这里是羊圈,那里是军队的操练场;还有衙署、监狱、作坊、庙宇……随处可见椽子、栅栏的残余,还可以看到席子、陶器、铁器,以及残破的家具。

  两人恍若穿越时空,回到千年前的丝绸古道。“历史太博大深邃了,而这一条古道,正是时空交错的触点。它包含着令人神往的大量信息,等待着一个有缘人的破译和传承,而我好像就是那个有缘的幸运儿。”赵以雄曾如此讲述。

  耿玉琨和赵以雄在伊拉克写生。

  “就走丝绸之路,就做丝路画家”

  “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去过火焰山呀?我跟你们说呀,我们当年在这里碰上一个变了形的孙悟空……”

  耿玉琨随便抛出一个故事,都让粉丝们惊叹不已。当年她和老伴数次从早到晚蹲守在火焰山写生,一只苍蝇飞到她的帽檐下躲烈日,“赶都赶不走”,被她戏称为来借芭蕉扇的孙悟空。而领略到连当地人都难得一见的,雨中、雪花飞扬中的火焰山——这样的经历,在他们丝绸之路考察写生的过程中,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

  初踏丝绸之路时,耿玉琨夫妇充满了欢欣与喜悦。1978年第二次同行,他们由库尔勒出发,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耿玉琨回忆,到民丰县后,他们决定到沙漠腹地100公里的大麻扎去写生。乘坐的拖拉机时行时坏,他们索性跳了下来,转而步行。“太阳逐渐升起,我们也越走越暖和,兴致也高了起来,我还不时唱上几句王洛宾的歌,有一种征服大漠,与先人同路的豪情。”耿玉琨说。

  但很快,他们就领略到沙漠的可怕。地平线上浮起一层深褐色土雾,打着旋升腾,“顶天立地”,从远方急速朝他们卷来。两人吓得发抖,赵以雄拉起耿玉琨向低矮处奔去。眼看着高大的沙丘一米一米削去,轰隆隆向他们疾扫过来,“像皮鞭抽在身上”,耿玉琨的口鼻被风沙呛住透不过气来,身体开始抽搐。“老赵脱下衣服一把蒙在我的头上,随后他也把头伸了进来。”耿玉琨回忆,一个小时后,风势弱了下去,两人钻出衣服,发现身边沙丘统统不见了,“一具被岁月和风沙残蚀的骨架,显露了出来……”

  这样的惊险时刻,他们遇到过几十次。“当然害怕。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我们是考察,不是冒险。”耿玉琨夫妇在一次采访中坦言,“但那种向往是抑制不住的,只要还有没走过的丝路地点,我们就渴望前去,在做决定时,我们往往想的是可能而不是危险。碰到了,想办法,但不会后悔。因为我们做的是自己最愿意、最向往的事。”

  “环塔”归来,已是1978年的除夕。耿玉琨夫妇到达敦煌,敲开了常书鸿的家门。常书鸿的夫人说常先生刚喝了中药,在里屋休息。耿玉琨急切地说:“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围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写生,画了很多画。”“你们的画呢?拿来我看看。”“哗”地一声,常书鸿撩开门帘,迫不及待地问道。常书鸿不知道那些画离他家还有二里地远,耿玉琨夫妇返回去抬着画来到常先生家。常书鸿高兴地一张张看、一张张点评。“我们感动得不得了啊!”讲起这一段,耿玉琨双手合十,对前辈的知遇之恩满怀感激。

  常书鸿告诉耿玉琨夫妇,自己此前一直想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因为身体不允许,最终没有成行。“真羡慕你们,你们是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第一批画家,美术史应该给你们记上一笔。以后你们就走丝绸之路,就做丝路画家。”

  “丝路画家”,这给了耿玉琨夫妇极大的信心。他们下定决心,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绘画作为终生的事业。老师黄永玉也曾鼓励两人,“一条路走到底,抛弃身边的干扰,勇往直前。”

  “踏遍丝路,画绝丝路”

  十几次出行,短则数月,长则两年多。每次回来,川资耗尽、画具用光,换回的是大批画作。赵以雄曾说:“在史书上看丝路,只能看到隐约的光辉,真正踏上丝路,你才会对它肃然起敬,它有神奇的魅力,使你离去复来。”

  丝绸之路上的很多遗迹受到风沙侵蚀、现代开发的破坏在迅速消失。“踏遍丝路,画绝丝路”的使命感,让耿玉琨夫妇成为马不停蹄的旅人。

  耿玉琨和赵以雄在丝绸之路考察途中,身后是他们的自驾车。受访者供图

  1989年秋,为全面考察丝路,耿玉琨夫妇自筹经费,买了一辆吉普车。从此,他们再也不用一趟趟地搭顺风车,骑毛驴,甚至抬着画箱步行了。

  那是一辆银灰色的吉普车,虽然跑不快,又费油,爱出故障,没有空调,灌风漏雨,但还算皮实——这成了他们临时的家,还有了一个昵称“银驹”。夫妇俩开车赶路,停车作画,大半时间吃住在车上。

  路上,赵以雄像一个老司机,耿玉琨则像一个地道农妇。赵以雄负责开车,耿玉琨负责记路、问路。有时候她跳下车时不小心摔个跟头,赵以雄担心她受伤,“生气得不得了”。

  “银驹”见证了他们的万千惊险。1990年,从安多去当雄的路上,车坏了。赵以雄停下修车,耿玉琨找角度准备画速写,突然看到百米外有个东西猛地向她冲来。“这不是豹子吗?”耿玉琨转身狂奔。“赵以雄——快上车!”她边跑边喊,速写本飞了,鞋子也掉了一只,两人同时钻进车。刚关上门,听到外面“砰”一声,扭头一看,一只雪豹扑到车门前。雪豹围着车不停打转、扑门,“银驹”左摇右晃。绝望中,一辆大军卡停在他们面前,豹子吓跑了。下来三名军人,问过事情缘由后,帮他们修好了车子。

  去拉萨途中,耿玉琨晚上睡得沉,老伴害怕她在睡梦中缺氧“睡过去”,不时叫喊:“耿玉琨!耿玉琨,你还活着吗?”“活着呢。”耿玉琨应声。

  路上老伴的一句话,让耿玉琨“终生难忘”:“你要是在这条路上死了,我就把你的骨灰放在副驾座上,继续把丝绸之路走完,再带你回家!”

  吴冠中在20世纪80年代曾撰文评价赵以雄和他的作品:“当我每次见到赵以雄风尘仆仆地从原地背回大捆大捆的油画时,心里是感动的。是同情他的‘苦’吧?是的,不过吃苦是意中事,是自愿。我感动的方面主要是他对艺术的真挚与虔诚;从他的画面上,我看到了实践者的感受、追求、探索、体会与想法……赵以雄的画朴实、坚实、厚实,表现的都是硬汉性格的顽石,没有被漫长的岁月剥蚀掉的顽石。他是在浩浩流沙中始终昂首不屈的硬汉!”

  四耳不闻窗外事,两年只在壁画中

  有人说,耿玉琨和赵以雄其实超越了画家的界限,他们做的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事。

  耿玉琨夫妇曾在和田发现了许多洞窟遗址,却鲜见壁画,反倒有许多被盗掠的墙壁遗迹。为了考察新疆壁画,耿玉琨夫妇专门在1985年进行了一次壁画之旅,但看到的壁画却不多,也不够精美。

  为什么同一条丝绸之路,在敦煌有那样举世无双的壁画,在新疆却少见踪迹?带着问题回到北京,他们翻查历史资料,请教美术史专家,又去考古所拜访相关专家,了解到经过历史上数次劫掠,新疆境内的壁画已所剩无几。

  耿玉琨夫妇请考古所的同志帮助收集流散海外的丝绸之路壁画资料。拿到资料时,二人被那些精美、壮观的壁画深深震撼,反复翻阅,“无可救药深陷其中”。得知他们决定把这些流散海外的壁画临摹下来,考古所的专家瞪大了眼睛:“你们知道这项工作量有多大吗?”

  冬去春来,四季交替,两人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临摹了1700张壁画。有时一幅壁画中有上百个人物;有时临一张大画,光画佛像衣服上繁复的线条与装饰就要用十天时间。“我们每天沉浸在古老的壁画世界中,庆幸自己获得这么丰厚的艺术滋养。几乎不知道窗外正在发生什么。”耿玉琨说。

  耿玉琨的绘画作品《玄奘西游之一》。受访者供图

  他们带着作品去画家叶浅予家中拜访。叶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一张一张仔细翻看,边看边呢喃,“傻子,两个傻子,只有你们才肯下这样的功夫,干这种事。”

  常任侠也赞许他们的工作“功德无量”:“这是一套工具书,为研究西域壁画提供了最完美的资料。这种事外国人不肯干,因为需要功力又耗时间;中国现在也没有人干,因为没有什么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后,很多画家“卖画致富”,耿玉琨夫妇却沉迷于与戈壁瀚海、大漠流沙、冰峰雪岭相伴,与莽莽苍穹、千年史迹对话。他们拿着北京画院五六十元的工资,另外借助在沿途各地“讲学”“勤工俭画”,支持丝路之旅的开销。

  而对于这些“过命画”,他们从未想过要出售,包括去日本办画展时,也拒绝了所有画廊老板。“很多人说我们挺傻的。但这么多年了,我们情系丝路,生活都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好像没有那么多需求,不需要那么多钱。我们也不是古板到绝不出售的地步,只是觉得这里一张、那里一张,就像分割了我们的血肉与生命一样,很不舒服啊。”

  不远万里,寄来鹅毛

  在耿玉琨的住所,墙上挂着一幅赵以雄画的王洛宾肖像画,不远处是王洛宾为耿玉琨夫妇手写创作的歌词,引出他们之间一段深厚友谊。

  1978年,耿玉琨夫妇来到乌鲁木齐。一天晚上,他们正趴在窗前欣赏院中月色,稠密的无花果树将月光筛下一地碎银,钢琴的声音从树的那边传来,优美动人。两人相视一望,不约而同走下楼,循琴声而去。琴声从筒子楼里一间单身宿舍飘出来,楼道里弥漫着煤油炉等杂味,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到房门,冒昧地敲门。门开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汉出现在灯光里。“你是王洛宾?!”他们惊问。王洛宾笑了,点点头。耿玉琨激动地吟唱出“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耿玉琨夫妇与王洛宾(中)合影。

  “我们从北京来,是北京的画家。”夫妇俩告诉王洛宾。

  “我也是北京人。”王洛宾回答。

  赵以雄说他在北师大附中上的学,王洛宾说:“我是北师大音乐系的毕业生。”他们越聊越亲密,谈老北京的前门楼、陶然亭、四牌楼、灌肠和豆汁,直到夜深。此后,他们成为好朋友。王洛宾来北京,每次都要与老朋友相聚,他常骑着自行车到耿玉琨二人家中,一聊就到大半夜。1989年11月底,得知二人即将自驾考察国外丝绸之路后,王洛宾在家中为二人举办欢送会,亲自弹琴,召集一群人共同唱响自己为耿玉琨夫妇作的歌——《一对天鹅展翅飞翔》:“一对天鹅飞向远方,飞向丝绸之路,捕捉友谊的芳香……”

  丝绸之路上,耿玉琨夫妇一路领略大山大河大漠的风光,也收获了比风景更动人的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

  在伊犁果子沟写生时的一个早上,两人在招待所路边打太极拳,路过的维吾尔族老乡打起手鼓为他们伴奏,手鼓的鼓点越打越欢快,太极拳也就走形了。欢乐在空气中发酵,到处扩散、蔓延。

  赵以雄的油画作品《突厥石人》。受访者供图

  友谊在真心实意的灌溉下开出惊喜的花。在玉门镇邮局等待前往公婆泉的汽车时,耿玉琨与当地邮差成为“忘年交”。那个小伙与耿玉琨一样,有练毛笔字的爱好,耿玉琨回京后便四处为他搜罗书法字帖寄去。小伙则将天鹅的羽毛装进信封里,不远万里寄到耿玉琨手中。

  赴日本开《丝绸古道行》展览、同时沿遣唐使路线考察时,耿玉琨夫妇结识了和田文子夫人,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老人。她做得一手地道中国菜,还能自如书写汉字。为报答她的热情招待,耿玉琨二人为她寄去丝路写生画作,和田夫人的回信提及,她将画作挂在家中,很是珍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耿玉琨与他们都还保持着书信往来,成为多年的朋友。

  是什么支撑两个人“志坚行苦”?“因为我们的画笔上承载着那么多人的关照。”耿玉琨说。

  回来了,人老了

  丝绸之路太长,但人生太短,当耿玉琨夫妇告别丝路回到家,已经是古稀之年。老伴赵以雄晚年遗憾,“回来得太晚”——没来得及将带回来的丰富资料进行再创作转换成思想,他就病了。

  赵以雄2019年11月去世后,耿玉琨在门头沟山上的画室独自生活了三年。

  “那几年应该是您最难熬最孤独的时候吧?”记者问。

  “不不不,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没体验过孤独。我会找事做,没有人说话时,我会对花瓶说:‘哎呀,你这个花瓶,插上这些花还怪好看的。’我会对手机说话:‘哎呀,我找你半天,你怎么就不见了呢,你怎么在那儿藏着呢?’我在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画猫,猫就是我的伴儿。”耿玉琨述说这些时,云淡风轻,像一块温润通透但韧度极大的玉。

  “耿老师的生活适应性极强,她对身外之物从来没有挑剔和要求。比如你做什么她都能吃,就是你不做,她自己也能去厨房找点东西把自己填饱。这也造就了她艺术生命这么健康、快乐。”杨树峰补充道。

  苦难磨炼了耿玉琨的坚韧。耿玉琨1935年出生于河北宁晋县,为躲避侵华日军,她两岁时就被家人用胳膊肘夹着去逃难。作为家里的独生女,耿玉琨从小懂事,知道家里没有粮,她发奋读书,中学时就获得助学金,帮助家里减轻负担,“这样过来的人吃什么都香的,没有挑剔”。

  耿玉琨在作画。受访者供图

  丝路归来后,放下画笔的耿玉琨夫妇一心投身于建设丝绸之路艺术馆的执念中,“我们一直努力追寻不同的人,跑了很多地方,但始终没有结果”。

  为什么不将作品捐献给博物馆等机构?在去年的一次抖音直播中,耿玉琨说:“很久以前我就接触过中国美术馆、国博、首博等,之所以没成,是因为这些大馆都有它们收藏的重点,像丝绸之路题材的作品,他们只挑适合他们需要的做展览,这样就把我们的丝绸之路作品分散了,我不愿意。所以我和老伴才萌生自己建丝绸之路艺术馆的想法,免费给大家看。”

  90岁再“创业”

  在杨树峰工作室的庭院里,十几只捡来的流浪猫懒散地在树下踱着步子,打瞌睡,一只年老的藏獒安静地趴在地上。耿玉琨没事的时候,会扶着护栏下台阶来到院里晒晒太阳。台阶边的护栏是杨树峰专门给她安上的。“他们都挺关心我、照顾我,我想睡就睡,想躺就躺。”和年轻人在一起,耿玉琨觉得“状态慢慢好一些,能放松起来了”。年轻人在院子里烧烤、跳舞,尽管腿脚不便,耿玉琨也加入随意地扭扭身子。“过去是不会的,过去我必须得保持我是一个老人的样子。”她说。

  90岁投入新媒体这样完全陌生的领域,耿玉琨刚开始很不适应。“这帮孩子们给我戴个墨镜,换个怪衣裳。我说这还是我吗?有时候我不戴,给扔了,我就跟他们‘吵架’。那不是我的面貌,我的真实面貌是正经八百讲我的故事。”

  不是真实的面貌,但可以吸引更多人看到她的作品和故事,却是耿玉琨乐意看到的。抖音号里动辄几千万的观看量,让耿玉琨惊叹“网络媒体效果真的太快了”。“比我们在很大艺术馆里风风光光搞大展览,看的人还要多。”耿玉琨说。

  前不久,江苏的一个女粉丝带着新鲜时蔬等礼物来看望耿玉琨,着实令她“非常惊讶”。这名粉丝50来岁,对二老的经历和作品非常了解。见面时,耿玉琨和这名粉丝紧握着手,亲密地互相拥抱。

  “我们这样两个已经过时的小小画家,何德何能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我觉得我老伴一定也会感谢新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丝绸之路。这不挺好的?”耿玉琨说。

  耿玉琨站在创作的十二生肖画前。受访者供图

  “新事物对我来说太多太多了,所以我就得猛追啊。我看他们年轻人会,怎么我不会呢?我就要学啊。比如说我现在学电脑学了两年,一指禅就在那啪啪敲,敲了好几十万字。”耿玉琨亮出两根食指,得意地比画着。

  每天散步锻炼,画画,讨论当天视频文案,配合拍视频,整理丝绸之路画作,耿玉琨很忙。

  跟老伴在丝绸之路上奔波了半辈子,身边很多人曾担心耿玉琨会因老伴去世过度伤心影响健康。“他们不知道,老伴离开时,握着我的手,含着泪却说不出……”耿玉琨豁达开朗,唯有谈到此事时黯然落泪,“我知道他是心有不甘,他看不到‘孩子们’展现出去的那一天。所以我要坚强地活着,完成我们最大的心愿,给我们的丝路梦想画上句号。”

  “网络这些东西我不适应,但我要适应现在的潮流。至于它是什么样的前途,我不可知。”耿玉琨说。

  采访结束时已近傍晚7点,夏日的北京,天还透着白日的生机。耿玉琨坚持起身要送我们,走到门口,又蹒跚着迈步下台阶,想再送到院门,众人劝说,她才打住,身体侧倚着台阶旁的扶手,向我们挥手道别。鹤发童颜的她,笑得像个孩子,天真赤诚,让人心疼。(记者 吉玲)(参与采写:骆昱如 李泽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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