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推动前沿艺术观点的交流，新华网文化书画频道特推出《名家艺思录》栏目，辑录和展示当代文化大家的文化艺术思想成果。言恭达先生作为著名书法家、文化学者，多年来以其雅正、高格的书法艺术闻名于世，又以其丰富的学识、对书法艺术独特的见解影响着无数同仁与后辈。其在传承书法艺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可谓有目共睹。而《书学散步》正是言恭达先生近年来书学思想的一份结晶之作，将传统文脉与时代风貌呈现于其中，构成了一道道笔尖上的文化风景。故，《名家艺思录》栏目特将《书学散步》进行连载，逐期发布，以飨读者。
言恭达
哲思为文
文/言恭达
哲学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它具有“无用之大用”。这种“大用”，就是通过“形而上”探索宇宙万物与人生的“大道”，使人的心性升华而达到“大智”。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它的基本精神演化于代表中国文化三大支柱的儒道释之中，而这三大支柱各自有所发展。这三种代表性的哲学思想，包含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中。
中国文化是道的文化。“道”是源头，是人文世界的源头。这个“道”逐步抽象并升华为规律、法则，就是“形而上”的意义。中国书法是线条的艺术，这线条正是“道”的浓缩与符号。中华文化的传统带给我们“悟道”——形而上则为道，形而下则为器。“器”的认识容易，古人讲“格物致知”，而形而上的“道”要体悟。而中国文化艺术的核心是“中庸”，古人讲“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即性，庸即道”，可见，“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
中国哲学讲“道”。孔子说：“下学而上达”“朝闻道，夕死可矣！”表现了一种对超越的追求。“闻道”是古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闻于道”“立于道”“志于道”“合于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就是超越的原则。有了道，就获得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意义。
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忽视“形而上”的观照与哲学的论证。鉴于此，心性、人性、生命与人生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核心的问题，形成了以人生哲学为前提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社会的和谐文明，首先当是“心性文明”，即“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突出人格理想，是由于人格的分裂与冲突。“大道废，有仁义”（老子《道德经》）。儒家讲求“内圣与外王”。“内圣”——道德修养；“外王”——道统为王。
二十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揭示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与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库与思想资源。他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华文明符合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而中国的道教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中国文化的价值本原，则是一种以儒学为主流的哲理系统。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如何成德、如何成就人品的问题。孔子儒家学说“唯天为大”，这就是中国文化取法“天道”，道生一（天）生二（阴阳）生三（阴阳和）生万物。“和”是万物化生的前提与根基，是万物化一的条件。“取法天道”，天是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故“天道”为“中道”，以天道安排人道，天人沟通，一以贯之。
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是“思以其道易天下”。思想、精神、信仰构成“道”的内涵。孔子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作为人一生精神价值的追求。旨在澄怀，意在明志，不求闻达，更无关涉利。艺术创作具有相对的超功利的纯粹性。对“道”的追求，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
言恭达 隶书自作诗《燕剪春风》四条屏
儒家学说的“仁”包容对宇宙万物的爱。孔子不仅主张将仁爱由亲人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还主张“畏天命”，即敬畏上天的意志与自然规律，将对人类的道德人文关怀推及自然万物，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世界与社会的和谐。这是何等了不起的思想！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和时代的价值！
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孔子关于“仁”（或者说“同理心”）的思想尤为重要。世界需要用同理心意识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界。“同理心”——“仁”，帮助世界凝聚与和谐，组成更大的经济单元，可以说，同理心就是文明，中国传统核心文化——“仁”就是文明的象征。
中国人的理想人性是“仁”，升华出中华民族“道”的精神。中国人的“文”是“礼”，中国古人是以“礼”来为实现“仁”而服务的。“仁”表现在“爱人”，爱人则通过“忠恕”。“仁”强调的是有爱之心、有亲之情，而此爱心与亲情则是通过“给予”“奉献”“尊重”与“宽容”将仁爱精神与情怀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仁道、仁爱，就是中华人文精神、文明的方向。
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同理心文明》一书中提出了“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建立起同理心文明的全球意识”。他指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单而深刻地描述了同理心。道德生活的关键在于“恕”，如果一个人站在他人立场设身处地思考问题，那他就走上了“仁”的道路。孔子思想在现代社会还被诠释为：同理心意识的培养与公序良俗的形成需要家庭、学校和政府的共同努力，这揭示了同理心在人性中的核心地位。孔子明智地告诫人们，同理心是道德生活的关键，是衡量人们仁爱之心的标准，它引导我们去追寻人文的精神。
孔子倡导的“仁”的思想，这种“同理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孔子相信，人类个体的自我发展取决于能否促进他人的发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人类天生具有施予同理心的本能，一个人只有承担起个人责任，照顾他人利益，才能促进自我发展。
“大中之道”即中庸之道，这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理念。“中”为适中（不是中央、中心，它不是科学）而取其中点。“恰当的时空限度乃为中”（冯友兰）。“庸”为按合适的方式做事，是规律或常然之理，常行不变之谓，故“规律”与“常理”是“庸”的内涵。“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程颐）。中庸即是“序”“和”（“序”即“礼”的基本精神，“和”即“乐”的基本精神），所以，中国文化就是礼乐文化。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过：“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支柱。礼构成社会秩序条理，乐涵润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和乐的最好根据则在形而上的天地境界。”所以，一个理想的人，—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具备礼和乐的精神。
“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心诚的含义不单是诚实无欺，更重要的是虚灵不昧。心诚，必然会有许多神奇不可言喻之艺术感知，才能做到无名有品、无位有尊。
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忽视“形而上”的观照与哲学的论证。鉴于此，心性、人性、生命与人生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核心的问题，形成了以人生哲学为前提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社会的和谐文明，首先当是“心性文明”，即“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个民族如果都充斥着市场化的拜金主义，那是一定没有希望的！文化的终极目标是文明，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是“大公”社会的追寻。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对言偃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段话，收在《礼记·礼运篇》，其核心就是“大同理想”。但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在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孔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进而提出“小康之治”。我们现在的小康目标与孔子的“是谓小康”有根本区别，但是“小康之治”毕竟为我们民族带来实实在在的一步步前进。“小康之治”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的“大顺之境”。大同理想—小康之治—大顺之境，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追寻。
言恭达 隶书自撰联
“中庸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创作审美奠定了基本理念，同时，书法艺术形式演变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因此，儒家文化是形成书法法度的基础。
中国书法的基本精神是“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礼记》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由中致和”的书法道路，求“和”，亦即求“无所乖戾”；求“中”，亦即求“得所宜”。
道家的无为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形成。《老子》中说“道法自然”，《庄子·人间世》中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大宗师》中又说“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老子的“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进入物我齐一、自然超脱的精神境界，均是以虚静作为把握人生本质的功夫，称为“大本大宗”。它对书法艺术境界的营造和阐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老子讲“知常复命”“归根曰静”。从艺、从文均要回归到生命的原始，回归到人生活的常态和常容。心胸开阔，操守严谨，道是体，德为用，保持从艺单纯的心情、好思的习惯。在求学问、立理念的多重思维选择中保持“知常复命”，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生存智慧。
庄子说：“水静犹明，何况精神？”守望“清流”，秉持“静气”，书家应以平常心走平常路，显常态而得常容，“知常复命”“归根曰静”。明中出净，必须在静气中求得清净。“静”与“净”，前者易，后者难，这就是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淡定、从容的“君子之风”。
说到老子的无为之境，“无”和“为”都是相对的，也是虚实相兼的。这里的“无”有时是无的“无”，有时是有的“无”，有时是无的“有”。有时又是物质的，有时又是精神的。这里的“为”也是为而“不为”，不为而“为”，表面看是追求一种“不为”，而又是不为之“为”。其实，这种“无为”思想才是世界的真实的存在，是一切宇宙的秘密所在。
老庄之道，本质上是最高的艺术精神。艺术精神离不开美，离不开乐（快感），艺术创作也离不开“巧”。老庄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大美”是否定世俗浮薄之美，否定世俗纯感官性之乐，轻视世俗矫造蓄意之巧，从世俗感官的快感超越上，去把握人生之大乐。要从“小巧”进一步追求“惊若鬼神”与造化同工的“大巧”。老子所追求的由“致虚极”“守静笃”而来的返璞归真的人生。我们说，希腊艺术之美在于其“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种观念转移到人的自身，则是与最高艺术合体的人生，纯朴淡泊的人生，这种人生即是美，即是乐。
书贵虚静。老子曰：“知白守黑。”写实显动易，留虚得静难。音乐中有“此时无声胜有声”。故无虚安能显实，无实安能存虚？写虚时，要寓实于虚，轻中见重，重中见轻，干笔不枯，湿笔不烂，浓淡见骨，虽拙亦巧，真力弥漫。
“精、气、神”人生三宝中，“神”最为重要。养神即养心，心安则神安，神安则体安。所以书家要做到“心态平和”——恬淡虚无，真气从之（《黄帝内经》）、“心情快乐”——快乐在于发现，在于转换思维、“心地善良”——智者乐，仁者寿，仁者心地纯静、“心胸开阔”——“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黄帝内经》）、“心灵纯净”——道、儒、释追求的最高境界，佛家有虚空之心，道家有虚无之心，此比恬淡更高。
虚静坐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老庄思想，将“虚静”作为中国书法追求的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认为“水静犹明，而况精神？”“精”指虚静之心，“神”指虚静之心的活动。虚静之心，自然而明。这“明”是发自与宇宙万物相通的本质。此“明”又叫“光”，是人与天地万物通乎一切，成就一切。这种“明”“光”乃是以虚静之体为依据的知觉，是感性的，同时又是超感性的。这种“虚静为体”的艺术心灵，体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越性，在有限中呈现无限的生机。
古人有“以天合天”的说法，就是以自己虚静的天性冥和而为一的“天地之性”。通俗说，艺术技巧的进程先要有法度、有规矩，由法而进入无法，在无法中而又有法。“有法而无法”是将法的规格性、局限性化掉了。这是超越了法的无法，所以在无法中又自然有法。因此，书法艺术创作上贵在“虚处”，而非“实处”，贵在“留白”“造虚”，这是中国书法写意精神的必须要求。
致虚极、守静笃，这是每一位文化人最基本的治学态度。养静气、信大道，保持单纯、恬静、恒定、诚实与厚重。道为体，大道决定一切，本质决定现象。“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这就是古人劝导我们如何在求学问、立理念的多元文化选择中立住脚跟。
中国书法包蕴的人格理想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艺术创作的心理体验是书法家对宇宙生命和自我生命的双重感悟。中国古代对书法的理解是以人文理念为根本支点，从书法的内在精神到技法体系，都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其思想根源是老庄的“天人合一”，其审美情趣是“虚静”。因此，当代书法的历史使命是用中国人文艺术的“元语言”融合时代精神去构建当代书法艺术语言与视觉图式。
言恭达 篆书自作诗《季翁赞》
佛学主张“定生智慧”。定力强，才能有心智了解所未曾了解的。清澈身心，去除邪气，证悟本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佛学教人“一切放下”，其文化价值是彰显优质人生的入世姿态，即提得起，放得下。
在中国佛家境界中，圆融的境界是一种圆满的圣境，是最后的正果，上上的境界。这种圆融的境界是书法艺术的“华严境界”，它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光明妙境，是一种“道”的显现。圆融应该是道法自然式的终极境界。所以说书法的终极境界是一种自然圆满，得大自在之所在。达到心手双畅、翰逸神飞的境界。
大凡从事书法的人要求他的文化心理境界即书法心态须努力做到“四净”，即净心、净目、净耳、净手。唐代大画家王维提出“审象于净心”。净心，既与禅宗思想相通，又吸收老子的“涤除玄鉴”和庄子的“虚静”思想，强调审美观照中的虚静心态，抛弃一切杂念，达到精神的宁静与纯粹。“净”正是扎在“静”的根基里。
严羽《沧浪诗话》中评说：“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历代书家论书讲妙悟，品神韵，论理情，更须随时代。“笔墨当随时代”最重要的是从作品的线条笔墨中所透析的文采精神是时代的，是时代特质的提纯与铸造。
“书者，心之迹也。”蜕庵太师云：“书道如参禅，透一关，又一关，以悟为贵。”所谓“悟”者，涣然冰释，豁然贯通是也。这是一种厚积薄发的境界，是从内心深处爆发出来的一种创作灵感。数十年来学书体会最深的则是“悟道”。书须靠“悟性”之发轫。按米芾所说书家要追求“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的理想境界。
笔法、线条和诗律韵致的交响，这是经历人世沧桑后禅修外化为鲜活的生命，既丰富又简约。禅是心境，是生活态度，是对纯净与智慧的追求。尤其诗书中留白造虚的玄妙，以人文的本真，还原为对美的原始冲动和对世界的善待，呈现出朴素的大美。诗书合一的生命感悟，锤炼到终端的就是那充满个性的墨线与诗韵。看似静穆却张扬，看似平淡却浓烈。当世界华美的叶片在热闹中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注：《书学散步》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