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台北11月25日电（记者陈键兴、徐瑞青）“如果能为来生订座/请预购两张单程票/早早携我飞越三江五湖……”在诗人张香华早年致爱人柏杨的作品中，人们不仅感受到温热的爱情，更能读到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悲歌——“越过春郊荆棘的榛莽/越过荒远寒漠的冰原/越过旱干焦渴的涸井/越过贫薄衰寂的村墟/崎岖、坎坷、迂回、陡峭的记忆/被每一只沉重的脚印镌刻”。

　　90年代的柏杨。（张香华女士供图）

　　著名作家柏杨先生2008年过世，遗孀张香华一直守护着丈夫一生的创作心血及其精神追求。不久前，她断然拒绝授权台湾的出版社将柏杨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摘选编入教科书，宣布依柏杨生前交代终止发行该书，并直言批评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教育和“反中抗中”意识形态。日前，新华社记者专程前往新竹，对张香华进行了独家专访。

　　“不能让柏杨被曲解利用”

　　走进绿植掩映的小楼，白发苍苍的诗人已在等待：“我眼睛有毛病，前年还中过风，有时会忽然讲不出话，不要担心，请多点耐心。”

　　失明多年，张香华放下了诗歌创作。“不能触景，何以生情！”面对年迈身体的改变，她很乐观，“没什么，接受就好。”她助理提到最近的这件事特别是对民进党的批评让朋友们为张香华很是担心，老人淡然道：“我这个年纪，怕什么！”

　　“出版社找来，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行！柏杨那么多作品，比如《中国人史纲》，他们为什么只选《丑陋的中国人》？”张香华说，“这本书是写给了解历史的成年人看的，初中孩子现在对历史认识不足，怎么能够理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柏杨在台湾被以“共谍”罪名逮捕。“坐了9年又26天牢，他利用那段时间静心研究历史，写出了以《中国人史纲》为代表的三部书稿。”张香华说，“柏杨那时起就在思考，我们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为何近代之后长期遭受外国欺凌，国人还互相争斗？”

　　在这个母题之下，柏杨开出“丑陋的中国人”的子题。“这当然是基于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省，若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就没有资格说。”张香华认为，近代尤其“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困境不断进行反思，比如鲁迅先生，柏杨是继承了这样的精神，他希望中国和中国人可以更好。

　　20世纪90年代柏杨夫妇的合影。（张香华女士供图）

　　那么，为何要“封印”这部著作，并且不允许台湾教科书摘用？“柏杨生前交代，当中国大陆文明进步了，就要废除这本书。”张香华坦言，拒绝教科书授权，一方面是担心被人用以“辱华”，同时是因为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反中”教化，她不能让柏杨及其作品被曲解利用。

　　“蔡英文曾公开说：我是中国人，我从小读中国书长大的。现在她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怎么说法就变了？她既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凭什么用柏杨这本书？”张香华说，“民进党一步步‘去中国化’，在教科书问题上，稀释中国史，分割台湾史和中国史。孩子们搞不清基本历史问题，就丢给他们一篇‘丑陋的中国人’，这不是别有用心吗！”

　　民进党执政期间，张香华已多次拒绝教科书出版社的类似要求。她痛心于台湾年轻一代某种程度上存在国家民族认知错乱的问题。

　　回看柏杨先生“留言”，或有警示之用：有了历史的记载，我们短短的人生一世，才不致是一场没有背景、没有剧本，不知前因后果的荒唐的独幕剧。

　　“爱国是一种美好的天性”

　　张香华祖籍福建龙岩，1939年生于香港，6岁随父亲来台。“爸爸给我取的名字，‘香’是香港，‘华’是中华，就是告诉我，我是香港出生的中国人。”

　　柏杨经历过更长的动荡岁月，1920年出生在河南开封，1949年只身来台。“他年轻时，时局混乱，家里也没什么财产，到处流浪，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有着深刻的切身之痛。”

　　饱尝离散苦难的人，有着更深沉的家国情怀。两岸隔绝数十载，对故土、亲人的思念，缠绕在个体浮沉跌宕的生命里，沉淀出对于宏大历史与共同命运的深思。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赴大陆探亲前夕，柏杨在香港见到了留在大陆的两个女儿。张香华忙前忙后，安排一大家子团聚。隔年，柏杨第一次回到河南老家探亲。

　　张香华告诉记者，柏杨一路并没有表现出“近乡情怯”。“他既理性又感性。说感性，一次，朋友来拍摄，让柏杨唱歌，他不假思索唱了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一边唱一边流泪。”

　　1998年，张香华陪柏杨回家乡河南。（张香华女士供图）

　　张香华还谈到当年接触的大陆作家，“我到萧乾先生家，房子很小，觉得他的创作环境挺艰苦。所以，今天看到大陆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有这么大成就，我真感动得不得了，心里好高兴哦！”

　　说着，老人不能自已地哭了，那是喜极而泣。“柏杨说过，希望国家越来越好，不要回到从前的苦难中。国家进步了，《丑陋的中国人》就要废止发行。”她说。

　　“爱国是一种美好的天性！”这些年来，从玉树地震到今年河南水灾，张香华都第一时间捐款。去年《中国人史纲》在大陆再版，她撰文写道：“历经磨难的中国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让我们紧密地结合。中华民族是经得起挫败、可以复兴的民族。”

　　“我还能做些什么？”

　　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张香华在学生帮助下仍坚持阅读。“最近，在‘看’我的老师台静农先生的全集，大陆出版的，台湾没有。”

　　“从小读古诗词，中学读徐志摩、冰心等的作品，我喜欢诗歌，觉得中文好美。”张香华回忆说，她小学时读过《寄小读者》，在早年两岸对峙的禁忌年代，还偷偷看过鲁迅的书，执教时还给学生看。

　　陪柏杨先生回大陆时，张香华见到了冰心先生。“柏杨太忙，我就溜出来，去拜访冰心。”她回忆说，“先生当时已经病了，但精神挺好，还邀请我在她百岁时来朗诵。我非常感动，先生其实已到生命尾声，还愿意和我见面。”

　　1998年，柏杨在北京与读者见面。（张香华女士供图）

　　2007年，柏杨将数十年珍藏的1万多件文献文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亲笔写下“重回大陆真好”。之后，另一部分藏品捐赠给了台南大学，张香华还捐款协助举办中学生征文比赛。

　　曾多年执教的张香华对“去中国化”政策下的中学语文教育深感痛心，近年来教材中文言文比重不断减少。

　　她说：“更令人担心的是，现在的教育下，因为文化的浅薄，台湾年轻人的思想变得单薄，心胸、视野变得狭窄。”

　　“怎么办？我一直在想，为了我们国家、民族、国人更好，自己还能做什么？”诗人轻声道，望向窗外。

　　张香华女士在新竹寓所。新华社记者 陈键兴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