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 1998年,艾丰同志率经济日报代表团访问匈牙利。(资料图片)上图 2018年9月,艾丰同志出席首届品牌天津高峰论坛。 (资料图片)
5月19日,著名新闻记者、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艾丰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在痛失艾丰同志的日子里,记者走访了他的一些同事和亲友,共同追忆这位“新闻大咖”不平凡的一生。
在大家眼中,艾丰其人,乐天爽朗,豪气干云;艾丰其文,多彩多姿,内蕴深厚。数十年新闻生涯中,他做人做事之本色不改,为国为民之初心未变,深受同事、同行和社会各界的热爱和敬重。
而艾丰自己,始终“自认为是个勤奋的学生”。他在《八十感怀》中如此自我评价:“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不知偷懒,无论顺逆,从不懈怠,为解社会课题,交出一份又一份答卷”。
观察家
“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赶上了一个变化巨大的时代。于是我可能有丰富的经历——什么滋味都亲自尝过了,于是我可能看到中国从弱到强、由穷到富的最伟大的变化。”艾丰说,自己更有幸的是在成熟的年龄赶上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1961年,艾丰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招收第一届新闻研究生时,艾丰已经40岁了。冒着考不上“丢脸”的危险,艾丰抓住机会拼了一下。结果不仅考上了,分数还挺高。毕业后,艾丰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部记者、工商部副主任、经济部主任、编委会委员。
年过不惑,始作报章,终成大家,艾丰可谓“大器晚成”。艾丰的新闻作品,多选取重大题材、宏观角度,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和带有思辨色彩的语言,力求在分析问题的深度上见长。《现代化的觉悟》《需要你啊——软科学》《已是山花烂漫时》《首钢启示录》《理一理思路》《一个日本朋友的忠告》等代表作脍炙人口。1991年,艾丰成为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在艾丰看来,新闻行业是“五说”行业:最先说话,说自己不甚懂的事情的话,公开说话,迅速说话,还要经常这样说话。这“五说”加起来,难免要说错话,这就需要记者“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把自己的本事练得更硬”。
“年轻的同行常常问我:做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社会责任感。”他认为,责任心强的记者,在社会各个角落都可以发现自己的责任,对普遍关心的问题有激情去钻研;没有责任心的记者会觉得什么事都与自己无关。
1982年2月,艾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述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谈及报道缘起,艾丰说,“没有人让我写,是一条水管给我刺激出来的责任感,应该管这件事,而且要全社会都注意到这种事。”艾丰在山区待过,那里的农民过着非常艰难的缺水生活,然而回到城里一看,人们对水的浪费太大了。他在大街上发现一处漏水的地方,自来水从地下翻上来,形成一条小河却没有人管。
“一个时期,我对水的敏感简直使我着了魔”,为此艾丰花了几个月时间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反复思考。直到述评发表,“引起社会对水资源更深切的注意,我的内心才较为平静了一些”,艾丰说。
1996年3月起,艾丰先后任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到任时,他曾作诗一首,“笔下风云追分秒,版面方寸纳五洲。船行险滩须放胆,高歌猛进逞风流”,直抒胸臆。在经济日报工作期间,艾丰以大思路、大眼光,策划组织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手笔报道。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6年6月,艾丰到任不久,就带领记者赴上海进行采访,采访组连续发表了7篇述评式报道:《抓变:大上海的新崛起》《抓深:不断寻求改革新突破》《抓高:是龙头就要高昂》《抓大:更广天地加更强主体》《抓名:“上海号”扬起风帆》《抓远:跨世纪发展的时空观》《抓思:转变呼唤新思维》,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艾丰后来回忆说,“两个转变”的重要性、必要性、历史意义,人们已经谈了许多,也还需要继续谈论下去。但目前更加重要的恐怕是寻求实现“两个转变”的途径和方法。当记者来到上海进行采访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两个转变”决不只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理论问题。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它是早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进行的,既波澜壮阔又深入细腻、既雄伟又艰巨的亿万人的实践。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认识“两个转变”的内在规律,更自觉地推进这一伟大历史进程。
1997年初,艾丰提出我国“出现了全面的买方市场”,认为应注意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扩大内需。同年,他策划组织关于武汉资本运营经验的连续报道,提出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经济的一把“金钥匙”,要认识资本运营、实施资本运营、搞好资本运营。1998年,策划组织“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采访,并向中央呈报《关于如何解决黄河断流问题的情况汇报》。在“小城镇大战略”“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等战略问题上,他也积极思考,提出政策建议。
“想总理想的事情”,是艾丰的名言。他认为,要当好一个记者,具备宏观意识是很重要的事情。对此,已故著名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评价说,敢于这样“夫子自道”,而且能够真正这样去实践的,可能只有艾丰。这正是艾丰的可贵之处、可爱之处。
行动派
艾丰不仅是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还是一位勇于实践、乐于行动的实干家。
“历史好像是一条长河,人类好像在河中航行的船,坐在船上的人,有的是坐船的,有的是划桨的,艾丰是属于划桨人的范围。”经济学家魏杰这样评价艾丰。
艾丰是业界公认的品牌理论权威。“我和名牌很有缘分,不仅偶然相遇、一见钟情,而且如胶似漆、难解难分。”艾丰说。作为中国名牌战略最早倡导者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起,艾丰把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不顾一切”地献给了中国名牌事业,为中国品牌的崛起奔走疾呼,竭尽全力。
1992年,艾丰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名牌组织——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并任主任。从1992年至1995年,驰名商标保护组织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名牌大会”,一步步把品牌理论与实践推向前进。艾丰还牵头起草了《国家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地方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组织“中国品牌节”系列活动,让“创造名牌、宣传名牌、保护名牌、发展名牌”传遍神州大地,他本人被中国质量协会授予“全国质量卓越领导者”称号。退休后,艾丰仍然关注并积极推动名牌战略实施,于2005年创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大型活动机构。
还是在1992年,由人民日报、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等首都新闻单位和有关部门发起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正式启动,艾丰任组委会主任,是这一大型社会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假药需要真药治》《郎酒的呐喊》《巩义市劣质电线考察记》等舆论监督报道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一大批假冒伪劣产品被暴露在阳光下,全民质量意识得到提高。消费者纷纷表示,“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希望万里行天天行”。
为中国品牌和中国质量奔走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更多的是奋力拼搏,甚至遭遇流言蜚语。对此,艾丰坚定而坦然:“我不认为‘有争议的人物’是一个贬义词,它更多应该是一个褒义词。现在人们称我‘名牌迷’也好,称我‘名牌专家’乃至‘名牌权威’也好,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中国名牌事业毕竟已经发展起来了。即使谁都不知道你的工作,那也是幸福的,更何况历史是公正的。”
如今,品牌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自觉追求。从2017年起,国务院批准将每年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艾丰说,中国品牌日的创立势必带动中国品牌集体争创优秀,推动品牌提升之风。
5月21日,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致艾丰同志治丧办公室的悼念函中说,在艾丰发起并组织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社会活动中,海尔的名牌战略和管理模式进入发展快车道,“今日海尔之世界名牌,镌刻艾丰同志施教之功。幸与艾丰同志在创牌之路相识相知,我以良师事之,以益友尊之。”
思想者
艾丰新闻作品集出版之际,他以《思考的笔》名之。他在自序中说: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
作为学者型记者,艾丰拥有强烈的理论自觉。他认为,记者一定要学点哲学,一箭双雕。它可以提高采访效率,也可以有助于增加积累效益。
1988年,艾丰的新闻学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这本书,是艾丰对当时所谓“新闻无学”看法的“发愤之作”,它第一次把“新闻采访”和哲学名词“方法论”连接在了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研究采访活动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探索建立新的采访学体系。该书一经面世即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强烈关注,第一次印刷5万册,第二次印刷3万册,都在一两个月内销售一空。这本书及艾丰此后创作的《新闻写作方法论》《新闻采访概论》等著作,成为许多大专院校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不惟新闻理论,在经济学、哲学等领域,艾丰也建树颇丰。《艾丰通用文库》中收录的《世纪宏论》《中介论》《三做谈》《古今说》《名牌论》等著作,涉猎广泛,融通古今,闪烁着思辨的光芒。在哲学著作《中介论》中,艾丰跳出常见的“两分法”,以“三分法”为突破点,阐述了关于改革方法的思维,被认为是“哲学研究吹进的一股清新之风”。
艾丰何以成艾丰?“人之差别多自学用之不同。学用之道全在学思用三字。学书本、学他人、学社会。思实质、思规律、思关键。自己用、他人用、社会用。”艾丰写在《八十感怀》中的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答案。
艾丰的一生,是为党的新闻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
艾丰之丰,是生命之丰。
艾丰之丰,亦是时代之丰。
在一篇《记者答记者问》的文章中,艾丰曾说,“给我力量的是我自己的这样一句格言:对一个人的最高奖赏就在他的事业之中。”诚哉斯言!
先生千古,一路走好!(熊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