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突如其来的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制度的崩溃。这既是因为早在拜登和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就存在结构性问题,更是因为这两位总统的行为粉碎了民众对这些制度的信任。美国的共同繁荣、高质量公共服务和制度运作都会从逐渐削弱走到瞬间崩塌。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期发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杰姆奥卢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繁荣的真正威胁》。内容摘要如下:
政治是会产生后果的。因此,我们应当创造性地思考这些后果可能是什么,以及那些将亲身经历这些后果的人们会如何评价我们。
作为一名惯于从长远角度研究增长与停滞的经济学者,我可以想象自己在2050年如何回顾美国历史。当然,故事还未发生,但它的走向可能大致如下——
美国的衰落发生得很突然,令人始料未及。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在21世纪头几十年里,美国更是看似势不可挡。随着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其经济看起来很稳健,注定会比仍未从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中走出来的西欧经济体表现更好。因此,当美国经济在21世纪30年代初停止增长甚至落后于欧洲时,大家都颇感意外。
历史学家和记者们会争论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人聚焦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实施的经济政策:对盟友加征的关税最终引发一场全球贸易战,削弱美国制造业,并导致通胀飙升。此外,为美国企业和高收入人群进一步减税,导致本已高达36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增至逾50万亿美元。
还有人认为,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出现的“政府-科技复合体”才是罪魁祸首。由于政府取消对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的一切监管,而且司法部宣布不会施加任何反垄断压力,科技行业进一步整合,少数几家超大企业主导整个行业。这不仅减缓创新步伐,还诱发2030年的科技行业大崩盘:数万亿美元从美国经济中蒸发,因为人们发现对人工智能的巨额投资大多没有带来回报。
另一派人认为,在美国第46任总统乔·拜登的任期内就出现问题了。在拜登治下,通胀飙升,联邦债务激增,监管变得更加政治化、对企业的约束更多——特朗普承诺扭转这一局面,但从未兑现。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成立的政府效率部专注于解雇和恐吓对上届政府持积极态度的公务员。这非但没有改善美国的商业环境和竞争力,反而进一步削弱对腐败的监管力度。
“美国世纪”的一个重要支柱是该国能以一种有利于本国经济(包括其金融和科技行业)的方式塑造世界秩序。然而,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盟友加征高额关税,再加上北约内讧,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对标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
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美国突如其来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制度的崩溃。这既是因为早在拜登和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就存在结构性问题,更是因为这两位总统的行为粉碎了民众对这些制度的信任。
1980年之后,美国经济基本实现了快速增长,但约半数美国人并没有受益太多。另一个层面的不平等同样令人不安:亿万富翁数量急剧增加,他们不仅炫富,还对政治和民众生活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许多美国人觉得自己失去了话语权。调查显示,超过80%的美国人开始认为,政客不关心他们这些人的想法,他们对政府所有分支机构、法院、警察和官僚机构的信任度非常低。
但民众对制度信任不断下降的最重要原因或许是,美国已经严重两极分化,因此越来越难以满足大多数选民的需求。而随着不信任的加剧,对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的一样东西(妥协)越来越难以实现。
早在特朗普于2016年11月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前,裂痕就已显现。从许多方面看,他是那个动荡时代的症状。选民可能容易上当,但他们之所以愿意支持几乎没有从政经验的人上台,正是因为对现状深感不满,并认为现行体制需要彻底变革。
在这种环境下,特朗普很快从症状变成肇因,一再打破民主规范,并拒绝遵守法律和先例对总统行为设定的约束。
拜登于2020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其部分使命在于恢复美国制度的稳定性。他声称,他在上台的100天内就率领政府“采取行动恢复人民对民主的信心”。然而,他任内遭到政治极化的负面影响。
特朗普2025年再次上台。在他就职前夕,四年前将捍卫民主作为其议程重点的拜登抢先赦免了他的家人以及一些政客和公务员,这一举动的意义显而易见且令人不齿:拜登及其阵营此时对美国制度的信任度已经低到认为只有通过先发制人才能阻止特朗普的报复。
因此,在特朗普第二次掌权之前,制度就已受到损害,而他再度上台后推行一系列令人诧异的行政令和举措,意在削弱民主制度和解雇不忠诚的公务员,导致局面进一步恶化。
特朗普的国内议程加剧民众对美国制度和政府专业性的不信任,而他与外国盟友的关系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起到同样的破坏作用。批评者认为,这些规则是为美国利益而设计的,当它们不符合美国利益时,就会被美国政治家、外交家和企业曲解或打破。然而,世界并没有准备好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以及针对巴拿马、格陵兰岛甚至加拿大的军事扩张主义言论。
这为一系列灾难性的政府失灵事件埋下伏笔。但真实的损害程度直到2030年科技行业崩盘才变得清晰。在特朗普取消阻碍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和加密货币投机的所有障碍后,科技行业起初迎来一轮繁荣。然而,短短几年内,该行业的集中程度高于以往任何时候。一些企业巨头开始打压竞争对手,而此时,美国法院已经不再客观。由于这些巨头是政府的朋友和盟友,它们即使明目张胆地从规模更小的竞争对手那里窃取技术、实施掠夺性定价,仍能从法院获得有利裁决。
到2029年底,许多评论人士开始质疑科技行业——对人工智能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在创新或提高生产力方面收效甚微。加密资产吸引了巨大热情和投资,但最终被逐一揭穿,给普通美国人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此时,人工智能帝国已经“衣不蔽体”,因为其竞争活力已被抽干。市场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随后发生了大规模股市崩盘。
有活力的经济是可以从这种冲击中恢复的:新的创新者进入市场,政府专家通过财政政策和其他干预措施防止崩盘演变为严重衰退。但当民众对美国制度的不满情绪蔓延,政府中不再有专家时,这场崩盘就演变成了衰退,进而带来了经济萧条。
经济萧条持续并加剧。许多人意识到,制度需要改革,但在拜登和特朗普造成破坏、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之际,重建制度变得困难重重。美国的创新人士和科学家开始移居他国。
美国的崩溃正如海明威有关“破产”的名言,首先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伴随着共同繁荣、高质量公共服务和制度运作的弱化,接着当美国人不再信任制度时,崩溃突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