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乡”：寻访苏南农村“第四波”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的开弦弓村，因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以该村为样本所调研著作的《江村经济》而闻名于世。这是 2020 年 10 月 17 日，村民在开弦弓村的河道中打捞杂物。 新华社记者杨磊摄

　　“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1994年，年过七旬的新华社原社长穆青以及原副社长冯健、新华社江苏分社资深记者袁养和，沿京杭大运河和沪宁铁路两侧采访，写下通讯名篇《苏南农村第三波》，生动描绘了苏南地区农村变革的三次浪潮

　　27年过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重访报道中的部分苏南故地，寻访生生不息的苏南农村新浪潮——“造乡”：“新型业态之乡”重在生产方式，“现代田园之乡”重在生活方式，“阳光治理之乡”重在治理方式，“共同富裕之乡”重在分配方式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段羡菊、赵久龙

“重工”亦“重农”

　　苏南，狭义上指江苏省南部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三市管辖地区。这里是乡镇企业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当今中国制造业最强劲板块之一。2020年，苏州GDP超2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稳居全国城市前三名，无锡人均GDP位居全国万亿级城市之首，常州的先进制造、创新能力实力强劲，昆山、江阴、常熟等地县域经济实力名列全国前茅。

　　当年报道中提到“成批崛起”的小城镇，很多已成为小城市，有的成为区域发展新“地标”，不少乡镇已改为“街道”。这是城市化带来的时代印记。

　　报道开篇提到，由于入夜灯火璀璨、商店密集、厂房林立，“无锡县”的普通乡镇“堰桥”使外来参观团以为到了无锡市。如今，无锡县已撤销，堰桥镇划归惠山区，2006年成为堰桥街道。

　　记者重访得知，这里的企业已发展至22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110家。如今，工业用地紧张，当地正竭力引导低效工业企业退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张家港市塘桥镇在报道中占有一席之地。记者重访了解到，20世纪90年代这里曾是“羊毛衫之都”，随处可见开往全国各地的大巴车。此后，经历了羊毛衫产业外流转移的阵痛，替代发展了纺织、电子、机电新能源等产业，如今塘桥镇拥有6家上市公司，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因为跨长江而来、从南通到上海的高铁途经，设站于此，当地正在建设“高铁新区”，规划智能“智”造区、创新门户区、文创体验区和老镇提升区。

　　2020年，苏南各市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农业占比数值，苏州不到1%，无锡刚过1%，常州2.1%。根据2021年苏南各地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告，城镇常住人口占比苏州为81.72%，无锡为82.79%，常州为77.07%，与10年前相比，三市城镇人口比重增幅均超过10个百分点。

　　在重访过程中，记者也曾抱有不少外界人士持有的念头：历经高速前进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会不会消失？是不是看不到村庄？是不是没有多少农村工作可做？

　　然而，事实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苏南对耕地和乡村保护，确实曾面临严峻压力。按国际惯例，土地开发强度的极限值为30%，2013年苏南有的市已达28%。苏南各地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遏制土地使用，打响了集约利用土地“保卫战”。

　　行走在苏南各地，虽然城镇、城市之间的距离比中西部很多地区要短，但道路两旁却随处可见田野村庄，白墙青瓦，“鱼米之乡”的风采常见。二三产业体量巨大，第一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苏南对农业的保护、对农村的投入、对农民的保障，却正在步步升级。

　　“上图入库、落地到户”，苏南划清城镇开发边界以保护耕地，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以保护。苏州全市划定保护永久基本农田254万亩，张家港市对稻田种植发放每亩每年420元生态补偿费。无锡全市已投资建设了80多万亩高标准农田，其中不少获得“两个1万元”投入，即每亩1万元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1万元智慧农业设施投入。

　　苏的繁体字“蘇”为“鱼米之乡”组合。“苏湖熟、天下足”，记录着苏南传统农业的荣光。苏南揽平畴沃野，依长江，拥太湖与阳澄湖，自然禀赋优越，乡村文化底蕴深厚，而今身处人口超2亿的长三角地区腹心地带，农旅消费实力强劲。新发展阶段，历经高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苏南，在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等战略引导下，对农业的认知和保护，上升到新高度。

　　“只会在农村搞工业不算本事。”这句话体现了苏南基层干部“重工”后“重农”的观念升华。对于今天的苏南而言，农业不是盆景和点缀，而是推进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苏州，农业被认为是珍贵的稀缺资源，承担着涵养生态、传承传统文化、延续田园生活的宝贵功能。”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洁认为。

造“新型业态之乡”

　　如果对应前面三波中的“造”字，近年来苏南农村新浪潮，可以用什么词来定义？

　　重访中，记者不断向新农人、基层干部和专家学者求教这一问题。投身于乡村一线的他们给予热烈响应，从不同的角度抛出想法。有的说“造富”，有的说“造智”，有的说“造最美窗口”，有的说“造乡村文明”……总体而言，“造乡”是认同度较高、被认为体现了苏南近年来乡村建设热潮和反映苏南乡村振兴大势的一个“高频词”。

　　让人耳目一新的“新型业态”，正登陆苏南农村的时代舞台。这首先体现于农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记者访问了当年报道中“80年代作为苏南小城镇建设第一个样板”的常熟市碧溪镇。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工业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里农民洗脚进厂的生产生活，被形容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亦工又亦农，集体同富裕”。

　　记者在如今碧溪街道了解到的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已经搬迁到城镇或村庄的集中居住点居住，工农职业分工愈发清晰。进入工厂的苏南农民，虽然很多户籍还在农村，但事实上已经成为专业工人，基本不再从事农业。

　　事实上，务农已成为相对专业的职业。在张家港农业资源丰富的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常北社区，全社区2300名劳动力中，绝大部分进工厂当工人，只有15户家庭成为种田大户，耕种集中流转的农地。务工的年轻人，很多生活在城区或城镇。

　　苏南农业机械化步伐较快，近年来兴起“智慧农业”，更是颠覆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种方式。张家港市被列为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之一，金秋时节，走进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在通过卫星遥感技术生成的“热力图”上，2.5万余亩水稻长势一目了然。从发现病虫害到农业保险数据勘察，过去靠人力，往往滞后，现在能够即时获取数据、采取应对措施。有了“数字化”加持，当地特色农产品“触电上网”，园区农民收入普遍比本市其他地方农民高30%。

　　令人惊喜的是，“新型业态”加速城乡资源融合，形成新经营模式。在无锡市锡山区山联村小湾里，有一些空置或利用率不高的农房，水云居·小湾里民宿项目负责人姚燕敏以每年每栋2.5万元租金租下26户人家的房子，装修成37间客房。20年租期满后，农民可以收回房子，也可以续租。这里吸引了车程约2小时的众多上海客人，住房常需提前预订，其经营取得农民、投资者、游客和村集体“四赢”的局面。

　　在苏州昆山市周庄镇祁浜村、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桃源村，记者都见到了这种蓬勃发展的民宿。宜兴市宜南山区已经形成“民宿集群”，吴中区约5000农民直接或间接参与民宿产业，吴江区民宿吸引了原在工厂的一批本地、外地青年就业。在这里，强大的城市消费能力、有志于乡村发展的投资者和农民的资产、农村的资源形成互补。这种基于城乡资源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乡村振兴路径，是对传统农业思维的突破，是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化。

造“现代田园之乡”

　　27年前的报道提到，“吴县的甪直镇是这些小城镇中发展最快的佼佼者”。如今重访，吴县大部分已改设吴中区，但甪直镇的名字没变，以小桥、流水、老街、深巷构筑的古镇形态没变，因为紧靠1994年实施启动的苏州工业园区，全镇工业得到了飞跃发展。

　　与此同时，这个镇依托湖泊河流、原始村落，正在建设以乡村为依托的“国际慢城”。“慢生活”，已成甪直镇吸引上海、苏州市民前来休闲的“王牌”。

　　本世纪以来，苏南农村先后实施了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改造等重要举措。从2017年开始，苏南各地大力推进彰显江南水乡风情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普遍规划特色田园发展片区，派出驻村规划师，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有的打破自然村、行政村和乡镇行政籓篱，通过建设优美农村公路把多个村庄连接起来，形成环形风光带。记者见到了不止一处矗立在村庄、田野当中的“观光塔”，侧面可感受苏南对田园风光与生活的珍爱。

　　苏南正在构造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田园之乡”的生活方式。这不仅体现在甪直镇为快节奏的都市人提供乡村“慢生活”的理念，也体现于将现代都市生活引入到乡村。一些停办的村办工厂装修后不断冒出的“俱乐部”“咖啡馆”“氧吧餐厅”，是鲜明的例证。

　　弯弯的小河穿村而过，如箭在弦，开弦弓村因此获名。但人们更熟悉她另一个名字——江村。旧时江村，农耕、蚕桑业发达，因费孝通先生调研写下《江村经济》闻名中外，成为“江村”。就在“费孝通江村纪念馆”旁边，前不久改建农房新开了一家“江村Club”，在此可喝咖啡、品茶、会友。在乡村茶馆喝早茶，到“田园餐吧”喝啤酒，吸引了很多人前往苏南乡村休闲度假。

　　赶到村外看场露天电影，到集镇上的书摊租书或新华书店蹭书，到县文化馆参加文艺活动，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的乡村体验。在如今的苏南农村，乡村两级出现“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文化公共设施“三多”现象，乡村的泥土芳香里增添了现代文明气息。

　　位于宜兴市宜南山区的善卷村，新建一座“乡村公益影院”。江阴市山泉村老年活动中心设有小剧院，村民可以定期欣赏企业家赞助的评弹、说书表演。

　　75岁的村民江同贤说，每逢表演时刻，常有外村的亲戚赶来观看，就像过节一样。在张家港市塘桥镇文化馆，村民既可以置身多个项目的表演房学习艺术，也可以欣赏少数民族历史和摄影作品展览。

　　来开弦弓村做村庄规划的上海设计师张文轩，更喜欢居住在村里。在他看来，开弦弓村已经不只是具有水乡、人情之美的传统村落，而是既能够使生活节奏慢下来、又富有都市现代气息的“生活社区”。过去的乡村建设规划疏忽了在村居民的公共交流和文化生活，在物质生活丰富之后，乡村交流成为精神生活的“刚需”，也是年轻人特别盼望的。

造“阳光治理之乡”

　　紧靠长江的无锡江阴市，是当年报道关注的地方。在江阴市璜土村，每个月召开一次村民代表大会，60多位代表对村里项目建设进行表决，表决器上有赞成、反对和弃权三个按钮，结果直接显示在屏幕上，过程也会被记录。

　　回到本世纪头十年，苏南一些村庄经历了一段村务混乱的时期。有的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混乱、集体资产流失、村民来信来访增加、人心涣散。苏南各级党委政府普遍要求村两委必须强化民主监督，各村集体“三资”管理重大事项，应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在江阴市璜土村，村民只要打开电视机，通过村有线电视系统，“大到一项工程、小到一张接待菜单”都在眼前。江阴市山泉村公开村务方式，则是每个季度给村民发一份“村务财务公布表”。从土地使用、设施建设、年终分配，到福利发放、物资采购，山泉村两委做出的决策，都要由村民选举产生的99位村民代表研究表决。

　　张家港市永联村建了“村民议事厅”。记者看到，里面设有200多个座位，中间是村民代表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旁边众多座位提供给旁听村民。厅内墙上还装有LED屏，方便村民实时收看。近年来，20多项村规民约在这个议事厅讨论出炉。在无锡，几乎每个村庄都辟有专门场所作为村民协商议事之地。

　　宜兴市张渚镇五洞村两委发动村里的企业经营者和其他人士捐款1118万元，成立慈善基金，已经惠及全村200多户家庭，村民向记者直夸这件事“得民心”。村党总支书记高国荣介绍其中的“经验之道”，就是村两委对慈善资金分配不插手，而是由村民代表大会牵头决定后，报慈善理事会来审批。“透明分配激活了村民们乐心公益的能量。”

　　走访苏南基层，村部门口除了村两委的牌子，大多加挂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牌子。记者了解到，苏南村民对村务公开的关注度高，不仅因为关系切身利益，多在本地就业创业、有时间精力参与村务监督，而且还缘于村集体资产改革激发了他们的“股东意识”。继上世纪90年代对乡镇企业大规模改制，苏南农村前些年又普遍推行了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村集体经济由一度“人人有份、人人没份”改变为现在“产权清晰、量化到人”。

　　实践证明，推进村务公开的村，都尝到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建设和谐村庄的甜头。山泉村党委书记李全兴告诉记者，租用村里土地的企业，过去上交费用人情因素重、标准不一样，自从村里要求企业上交金额上墙公示后，在未增加一家企业和一分用地的情况下，村级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加约一千万元。璜土村建设8座乡村旅游小木屋，市场价要80多万元，村干部带着村里的工匠干，花费省了大半。

　　积极推进村务公开，推行“阳光治理”，永联村、山泉村、璜土村、五洞村先后被评上“全国文明村”。璜土村党委书记钱俊贤表示，“村民信任就会跟着我们干，村里有了正气，就会聚起人气和财气。”

造“共同富裕之乡”

　　苏南农村走向共同富裕铺下较好基础，直接得益于遍布城乡的工业。“无锡县东升村”出现于当年报道中，其中提到村工业公司42岁的总经理虞培明。在如今更名为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东升村，记者入村找到了已经卸任多年、但仍在关注村务的老虞。

　　69岁的他，步伐矫健带着记者走访村里的企业，据他介绍，村辖区企业从1994年8家发展到如今75家，大部分村民在本村工厂就业，一个劳动力一年平均收入10多万元，一户家庭如公公婆婆儿子儿媳四人进厂工作，全家一年收入可达40多万元。“多年来村内没有一个人犯罪。”他大声自豪地说。

　　越来越多的村民从种植和民宿产业中获取收入。一个桃卖15元，最贵的单价超过100元，在“水蜜桃之乡”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从鲜桃、桃花胶、桃花茶到桃花酒、桃花蜜，桃产品一体化经营业态初显。2020年，全镇桃产业链总产值超15亿元，迎来游客超200万人次。吴中区甪直镇湖浜村村民沈国勤将农房租给民宿企业，一年租金收入7万元，两口子在民宿企业打工每月收入合计约7000元。66岁的他兴奋告诉记者：“干到70岁就退休。”

　　苏南农村聚力走向“共同富裕”，也得益于村集体经济的发达。苏南是乡镇企业的重要发源地，很多村都办有乡镇企业，在经历了大改制过程后，村集体经济虽然大多退出了企业，但积累了资产、资金，又由于出租土地或建标准厂房出租从而拥有不少收入。通过多种形式持续运营，很多村集体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

　　江苏全省村均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200万元，消除了18万元以下低收入村。苏南多地的村集体收入，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20年，无锡全市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到967万元，较“十二五”末增长37%；张家港全市162个村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1249万元，较上年增长12.2%，每年村级股份分红和惠民福利支出超4亿元。

　　雄厚的集体经济实力，为增加村民收入、扩张村民福利，提供了关键基础。江阴市山泉村村级集体收入，从2008年的1750万元增长到到2020年的70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万元。在化解村级债务4700万元的同时，村集体净资产达到6亿元。他们用3年时间建成161幢27万平方米的山泉新村，1250户村民喜迁新居，并建成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村里还投资1.2亿元改造建设污水处理厂。

　　村民江同贤给记者开了一份村集体给他发放的长串“福利清单”，包括每年7次逢年过节发放物资、重阳节发放3000元慰问金等。除了从社保领取养老金收入外，他和村民把承包的土地委托给村集体经营管理，每年每人可获收入约3000元。

　　宜兴市张渚镇善卷村为70岁以上老人办起了公益食堂，村集体补贴大部分支出。年逾八旬的冯秀兰、冯秀英姐妹告诉记者，免除做饭菜的劳累，还可与老人们交流，是大好事。说到农村老人可以领取标准逐步提升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效果，有的农民笑言：“婆媳矛盾也少了。”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在苏南有一项指标出现的频率很高——各地不仅乐意比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还互相在比“城乡居民收入比”，以此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衡量之一。

　　2020年，江苏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2.19∶1，苏州市为1.889∶1，常州市为1.87︰1，无锡市为1.81∶1。苏南对走向共同富裕有着渴求与使命感，在李全兴等基层干部看来，不能“躺倒等帮扶”，共同富裕不是“等靠要”更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商共建同奋斗，苏南理应闯出新路。

　　观察苏南农村在新发展阶段“造乡”的落脚点，可以理解为“新型业态之乡”重在生产方式，“现代田园之乡”重在生活方式，“阳光治理之乡”重在治理方式，“共同富裕之乡”重在分配方式。

　　“苏南人民的创造令人鼓舞，人们从这里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希望。”27年前的报道以此赞叹结尾。今天，重访当年报道地，苏南乡村的新萌芽、新气势，同样令人鼓舞、振奋。

　　这是一片神奇而充满希望的土地。这里的改革与创新，不仅出现在工业园、经开区，也同样诞生于乡村、田野。这里不仅产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物联网，还产出优质的大米、大闸蟹、现代田园生活和充满活力的基层治理。

　　离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苏南无疑还有长路要走。如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不均衡，新增长点怎样挖掘？如何更多关爱外来打工者，使之融入苏南城乡发展？如何传承发扬当年农村改革勇气，引领乡村振兴走向新境界……这些问题还待破解。

　　太湖水阔，长江浪宽。正在涌现的苏南农村新浪潮，会如何重塑这片土地，带来怎样的“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