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熊猫为邻

资料照片：四川宝兴县村民与大熊猫和谐共处。（宝兴县委宣传部供图）

　　进入“大熊猫王国”的地界，似乎一切都在为大自然中的生灵让道。“宝座”上的“国王”自然是大熊猫

　　今天的雅安，全市近四成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这片广袤的土地是大熊猫和人类共同的家园。与大熊猫为邻，是属于中国人的骄傲与浪漫。努力当好大熊猫的邻居，则是中国人为蓝色星球的子民和谐共生贡献的东方智慧与担当

　　传统的产业在转型，传统的习惯也在改变。过去人们对大熊猫情有独钟，对偷玉米的猕猴、破坏庄稼的野猪却毫不留情。如今，他们不再伤害这些“讨厌”的野生动物，他们也努力在传统的农耕生活之外寻找新的活法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吴光于

　　融合了川西民居和哥特式建筑风格的邓池沟天主教堂静静矗立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深山中。无论寒暑，前来“朝圣”的人络绎不绝，但他们并非受到“上帝的召唤”，而是为大熊猫而来。

　　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Pierre Armand David)在穆坪（宝兴的旧称）第一次见到被当地人称为“黑白熊”的动物，也曾在这座教堂中饲养过“黑白熊”。他的发现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这里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和大熊猫模式标本产地。

　　今天的雅安，全市近四成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这片广袤的土地是大熊猫和人类共同的家园。与大熊猫为邻，是属于中国人的骄傲与浪漫。努力当好大熊猫的邻居，则是中国人为蓝色星球的子民和谐共生贡献的东方智慧与担当。

邻居“串门”

　　从宝兴县城出发，沿着“中国熊猫奇遇大道”一路前行，沿途的山林郁郁葱葱，成群结队的猕猴不时出现在视野中，有些竟大摇大摆坐到公路正中间，早已习惯了此情此景的司机放慢了车速，没有人摁响喇叭，生怕扰了山林的宁静。

　　进入“大熊猫王国”的地界，似乎一切都在为大自然中的生灵让道。“宝座”上的“国王”自然是大熊猫。

　　大眼睛、自带喜感的黑眼圈儿、大圆脸、圆乎乎的身板儿，随时一脸呆萌的神情。驺虞、貔貅……在中国古代神话典籍中，人们曾用这些饱含“灵兽”意义的名字称呼它。千百年来，无论中国人的审美如何改变，对它的喜爱亘古不变。

　　在蜂桶寨乡邓池沟熊猫新村，男女老少都能讲出几段大熊猫的故事。

　　45岁的李云均记得，20世纪80年代，四川邛崃山系、岷山山系大熊猫栖息地箭竹大面积开花，突如其来的粮食危机让大熊猫面临灭顶之灾，当年他的父辈曾放下手中的锄头，走进山林寻找病饿的“邻居”，将羸弱的大熊猫抬上自制的担架，送医救治。

　　度过竹子开花的粮食危机后，人与大熊猫更多了几分亲近。过去许多村民住在山上，冬季常有大熊猫到村庄附近觅食。“它们很温柔，从来没听说伤过谁，我们更不会去伤害他们。来了家里想吃点什么，就让它随便吃。”李云均笑着说。

　　2016年，李云均和41户老乡从山上搬到了熊猫新村，虽然不再跟山上的大熊猫当近邻，但“老邻居”仍旧不时来“串门”。

　　他还记得，2021年7月的一天，听说有大熊猫出现在村子附近的河滩边，他立马扔掉手里的锅铲，拔腿就跑去看。一路上人们七嘴八舌，靠近河滩时却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静悄悄地远观，这是村人的默契——保持安全距离，不投喂，不干预，如果发现大熊猫有伤病等问题会马上报告乡里。

　　“精神挺好的，体态也正常。”人们悄悄议论，看来这只大熊猫不需要人类的帮助。果然，当天这只“滚滚”在河边溜达了一会儿，扭扭屁股又回到浓密的山林里。

　　但今年1月跑到芦山县大川镇“串门”的大熊猫显然是来求助的。

　　1月5日一大早，大川镇小河村高春福家的看门狗突然狂吠不止，主人闻声出门，竟发现家中院子里跑来一只大熊猫！“它当时看上去身体瘦弱，精神也不太好，我们赶紧跟镇上报告。”高春福回忆道。

　　当天，芦山县林业局、公安派出所和镇政府全部出动，为它拉起警戒线。随后又请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的专家来会诊，最后大家一起将它抬上“熊猫救护车”，送进基地兽医院。

　　根据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雅安境内有野生大熊猫340只。不仅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红外相机常常能捕捉到它们的活动，圆滚滚的身影也常见于村民手机拍摄的视频里。一旦发到网上，便成为“流量密码”。

　　“四川真的是人手一只熊猫啊。”网友们无比羡慕。

朋友“回家”

　　虽然对大熊猫怀有朴素的喜爱，但人们对它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十多万人的森工队伍开进长江上游的深山密林，进行大规模伐木开采。由于部分木材输出地与大熊猫栖息地重合，1963年，国家抢救性地建立了一批保护区，但宝兴县硗碛藏族乡并不在此列。

　　59岁的但召辉记得，父亲和爷爷都曾说过，大熊猫曾经爱来村里转悠，但后来却销声匿迹了。

　　20世纪80年代，硗碛乡内分布着森工企业夹金山林业局的8个森工段。20岁出头的但召辉的工作是为森工段修路，树砍到哪儿，他们就把运送木材的小道修到哪儿。

　　一棵大树倒地，很快变成几方木材，许多树的年龄比他爷爷还大。他经常带着狗儿“亲伴儿”和同伴进山打猎，林麝、毛冠鹿、野猪……都曾是他们的目标。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人们保护生态的意识逐渐觉醒。1998年，中央果断决定长江上游彻底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但召辉停止了修路，上交了猎枪，加入“天保工程”的植树队伍。直到那时他开始感叹，砍掉一棵树只需要十几分钟，一棵苗长成树却要几十年甚至更久。

　　“亲伴儿”从猎犬变成了看门狗，活到了15岁寿终正寝。2001年，但召辉加入了护林员队伍，他负责的管护区面积1250公顷，每次进山巡护需要8天。

　　行走在这片密林中，过去下套子的人变成了清除套子的人。没有了“亲伴儿”的陪伴，他却常能与大熊猫相遇。巡山的路上，他看到过成群的川金丝猴越过头顶，也看到过懒洋洋挂在树上的小熊猫，还有毛冠鹿、林麝、赤狐、白马鸡、血雉……曾经的森工段又长出了茂密的次生树林，野生动物又回来了。

资料照片：宝兴县村民与大熊猫和谐共处（图片拍摄于20世纪）。（宝兴县委宣传部供图）

　　在他居住的夹拉村硗丰组，近些年来村民常能在早春时节听到雄性大熊猫发出的低沉叫声。“一听就知道熊猫邻居想耍朋友（谈恋爱）了。”但召辉说。他年轻的时候，不曾听到过这些声音。

　　如今，通过多年的保护，四川大熊猫种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实现了“双增长”，野生大熊猫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909只增加到1387只；大熊猫栖息地面积增加到目前的202.7万公顷。2021年，大熊猫受威胁程度从“濒危”变为了“易危”。

为“猫”寻变

　　在严谨的野生动物保护研究者看来，野生动物“串门”现象指向的并非只有“生态环境向好”这个乐观结论，它还折射着因人类生产活动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被干扰、破坏、侵蚀等问题。解决好发展与保护的矛盾，需要勇气、担当和智慧。

　　曾经宝兴县的经济支柱是汉白玉矿（石头）、林木采伐（木头）、小水电（水头）构成的“三头经济”。

　　李云均曾是一名运送汉白玉的大货车司机。他还记得，开采汉白玉高峰期那些年，宝兴河水的颜色浑浊得就像牛奶。“炸药一放，山崩地裂，漫天粉尘，连呼吸都不敢大口。”回忆往事，他紧蹙眉头。每次拉货，他凌晨3点多就要上山，起早贪黑，一年不过六七万元收入。

　　2016年，他下决心卖掉卡车回到邓池沟，开起了熊猫新村的第一家农家乐。宝兴腊肉、农家豆花、青椒炒鸡……“君情食捨”的招牌菜这些年吸引了不少回头客。他家的7间客房一临近节假日就提前订满。即便是受到疫情影响的这几年，家里年收入也超过10万元。

李云均在熊猫新村内开办的农家乐“君情食捨”（2022年11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摄

　　李云均深知，这都源于大熊猫的吸引力。

　　在他转行的同时，宝兴县也在努力为大熊猫求变。2017年，地跨川陕甘三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正式启动，宝兴县81.7%的面积划入国家公园内，75%纳入核心区。

　　为了守住大熊猫王国的生态红线，当地关停了20多座小水电，全面关停了国家公园内的矿山……有段时期，当地经济断崖式下滑。

　　难道为了大熊猫，宝兴就不发展了吗？保护绿水青山，就要过穷日子吗？一时间，宝兴的干部们忧心忡忡，不知何去何从。

　　“转型发展充满阵痛，既然必须破除‘三头’经济，就要在转型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上想办法。”宝兴县委书记罗显泽说。

　　宝兴有30亿立方米的汉白玉资源储量，是世界三大白色大理石原产地之一，但过去长期存在产业链延伸不足、关键环节缺失、产业链层次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

　　将国家公园内的汉白玉矿山彻底关停，将高污染的小企业关停并转……“壮士断腕”之后，当地政府大力引进知名企业，淘汰了原有的粗放、落后开采技术。如今，宝兴国家公园外的汉白玉矿开采不再对矿山“开膛破肚”，而是采用平台开采和硐采，生态环境得到最大程度保护。同时还对曾经粗放开采留下的大量矿渣进行综合利用，延伸出碳酸钙下游产业。

　　81.7%的土地让给了大熊猫，生态红线必须死守。工业的出路在哪里？走出了“妙棋”。

　　面对窘境，2020年，宝兴以“园中园”的方式在80公里外的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宝兴工业园，引进铜铝循环产业项目发展“飞地经济”。2022年，园区实现产值130亿元，税收超10亿元。

　　这两年，李云均欣喜地发现，宝兴河的水又清澈了。

　　传统的产业在转型，传统的习惯也在改变。

　　过去人们对大熊猫情有独钟，对偷玉米的猕猴、破坏庄稼的野猪却毫不留情。如今，他们不再伤害这些“讨厌”的野生动物，而是在地里搭个窝棚，晚上拴只狗进去，或者树个稻草人，挂上大喇叭。老乡们纷纷给土地上了保险，一旦农作物被糟蹋，至少能挽回些损失。

　　人们也努力在传统的农耕生活之外寻找新的活法。

　　波光粼粼的硗碛湖畔，37岁的王富彬离开大山多年后又回来了。他曾经在雅安、成都开过美发店，见过许多世面。2013年，一直想念家乡青山绿水的他回乡开起藏家乐，背靠达瓦更扎、神木垒两个网红景区，生意蒸蒸日上。

　　2018年，看准了市场需求，他开始养藏香猪，规模很快发展到700多头，还带动村里成立了藏香猪合作社。“人们一听说是大熊猫老家的藏香猪，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粮食和新鲜蔬菜，都觉得好。”他说，“我们保护自然生态，自然也在回馈我们。一点都不亏。”

　　夹金山下，38岁的藏族女子能卡曼和丈夫自2007年就开始从事自然教育，他们的客人来自世界各地，不少是为了寻踪大熊猫而来。夫妇俩带着客人们去大自然中观察山川草木，了解各种神奇动物……夜晚在院子里燃上一堆篝火，静静讲述森林、河流与动物的故事。“我爱这里所有的生灵，也希望更多人爱上它们。”她说。

能卡曼展示自己设计、用牦牛毛编织的熊猫图案挂包（2022年11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摄

　　2016年，能卡曼在家里办起了“妇女微家”，教村里的姑娘媳妇们重拾祖辈的牦牛毛编织技艺。将细心选出的牦牛毛捻成线，按照设计好的图案织成布再做成背包、披肩、围巾、腰带、挂件、桌旗，那些带有熊猫图案的产品最受欢迎。嘉绒藏语里，能卡曼是“天空女孩”的意思。不经意间，她这份为传承技艺而进行的尝试为姐妹们撑起了一片天空，提供了另一种活法。

珍贵礼物

　　沧桑岁月里，邓池沟天主教堂遭遇过大火，当过石棉厂的厂部，经历过地震，如今它的大部分房屋已不再承担宗教用途，而是用作自然科普教育，并拥有了新名字——大熊猫起源馆。馆内的陈列无声讲述着身处不同时代的大熊猫的命运，折射着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更映照着中国与世界相处方式的演变。

　　1929年，小罗斯福兄弟曾在冕宁冶勒猎杀一只大熊猫，并向西方世界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那是大熊猫命运的至暗时刻，也是中国备受欺凌的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大熊猫也挺直了腰板——告别被猎杀和被偷运出国的命运，他们开始以“亲善大使”的身份前往友好国家。据统计，雅安曾有18只大熊猫作为“国礼”被送到海外。

　　如今，中国早已不再向国外赠送大熊猫，而改以科研合作的方式送它们出国。无论是作为“国礼”还是“科研代表”，它们所到之处都享受着极高规格的待遇。

　　2022年10月18日，载着大熊猫“四海”“京京”的车队缓缓驶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基地，开启了中卡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之旅。为此卡塔尔在多哈以北50公里的豪尔公园修建了大熊猫馆，占地12万平方米，外形模仿中国西南山区大熊猫栖息地的地貌，并种植了多种树木和竹子，只为让它们“宾至如归”。卡塔尔世界杯开赛前三天，“四海”“京京”正式与公众见面，狂热的粉丝们为了引起它们注意，不断用刚学来的四川话呼唤着它们。

　　如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与15个国家的17家动物园开展了大熊猫科研合作，搭建起全球最大、合作最广的大熊猫合作交流平台，通过这些圆滚滚的可爱动物，中国持续传递着对“地球村”友邻们的友善态度和对合作共赢的期盼。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研究中心主任侯蓉与大熊猫亲密接触已经29年。自2008年以来，她每年春天都会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是代表委员中最懂大熊猫的人。

　　侯蓉连续多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背后，是中国民众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对生态保护工作者的信任。她说，今年她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大熊猫和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

　　在侯蓉看来，中国对大熊猫的保护、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如同大熊猫本身一样是贡献给世界的礼物。“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当好大熊猫的好邻居，‘地球村’的好村民。”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