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万年、方来英

梁万年介绍，所谓的“三医”是指医保、医疗和医药，医保是基础、医疗是核心、医药是关键。因此医改越到“深水区”，越需要医保、医疗、医药之间的联动改革。“如果单独改医疗，不改医保和医药，那么它的一些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就很难做到科学合理；但如果医疗不动，单改医保或者医药，也不太可能有好的效果。”梁万年说。
梁万年表示，深化医改目前进展比较顺利，在医保和医疗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我们医保的筹资水平每年都有所增加，覆盖面也在进一步扩大，这几年一直是稳定在95%以上，可以说是做到了实现全民医保。”梁万年说，“同时针对特殊人群、重大疾病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建立了大病保险制度，还有医疗救助和疾病应急救治制度等。”

在谈到今年深化医改工作的具体目标时，梁万年和方来英均表示，改善医疗服务将是重点。梁万年介绍，2017年要在坚持健康中国建设的主线下，在五项制度建设方面有所突破。“五项制度建设分别是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和综合监管制度。”梁万年说，“此外，今年的工作目标还有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在就医环境、流程等方面让老百姓更加舒心。”
而作为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表示将向社会发布北京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将推动深化医改、医疗服务体系重构等目标落实到工作当中，“比如医疗付费未来能不能不再排队，而是通过电子支付手段去完成，还有对残疾人来说，轮椅服务是不是可以更便捷一些。”方来英说，“我们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让大家切切实实地感到变化，这样才能对我们的医改充满希望，对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谈到一直被困扰的挂号难问题，方来英认为，曾经几万人在同一时间段里进入挂号大厅的现象，通过近几年实行的预约挂号的方法，已经得到很大改善。“北京全市现在超过70%的医院，已经实现了复诊预约。从首次看病到第二次看病，医生会帮病人约好，初诊医院从全市来看大约占到56%，市属医院比例更高一点，大概达到了80%。”方来英说，“除了网络挂号，市民还可以通过114、APP和手机微信终端等方式实现预约挂号，如此多样化的挂号方式可以减少市民凌晨到医院门口却排不上号的现象，进而改善大家的就医感受。”
分级诊疗和转诊也是国家明确的医改重点任务。“在过去一年，北京已经创建了53个医联体，超过6000万的患者在基层社区做了首诊，在基层完成诊疗后，通过医联体实行各种转诊。”方来英表示，“在北京的任何一个医院我们也在做转诊的事情，这叫做层级诊疗，从低年资医生到知名专家也有一个过程。我们在全市组成了36个专家医疗团队，每个专家医疗团队的领头羊都是这个领域的头号教授，在团队中先完成病人的初步诊断和治疗，再转到知名专家就诊。”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是深化医改的一项重要制度，核心就是要构建起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真正做到双向转诊、双向流动。 梁万年表示，老百姓看病首先应该是基层首诊，基层看不了的通过转诊到大医院，康复阶段或者要到基层进一步治疗的再转回来，“最终要做到急慢分治，真正的急性病、急诊这块到大医院，真正的慢性疾病管理还是要到基层医疗机构。”梁万年说。
按照这种思路推进分级诊疗，梁万年称最核心的是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怎么让老百姓信任基层，愿意去基层；第二是如何调动基层现有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把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做好；第三是大医院要形成一种动力机制，真正回归到只看疑难病症，同时做科学研究、做人才培养。”梁万年说，“总结起来就是大医院愿意放、基层愿意接、老百姓愿意去。”

方来英表示，很多慢性病都是由于生活方式问题引起的，控制慢性病要从传播科学的健康知识、构建支持健康的政策环境等方面做起。
方来英认为，在全国范围内，研究构造一个健康知识传播的网络，使广大网友得到更科学准确的健康知识，对控制慢性病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知识传播是很大的事情，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社会各界要传播科学的健康知识，要为干预生活方式创造环境，因为很多慢性病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问题引起的。”方来英说。
而为促使人们对病情的早期发现、早期干预，获得更好的干预效果，方来英认为技术支撑也非常关键。“我们有许多高新技术，但我更关注的是适宜技术，居民能够承受、专业部门能够普遍提供、我们基层医生、基层卫生人员能够掌握的这些技术。”方来英说，“此外，如何构筑一个支持健康的政策环境、慢性病管控的政策环境，这也是我十分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