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轶

民法总则的顺利起草和通过，意味着在民法典的编纂工作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对整部民法典以及各分编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民法总则起着 “定乾坤”的作用，它所表明的立法目的、确立的调整范围、认可的基本原则、规定的一般规则，对于整个民法典的基调，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在民法总则中所使用的一些术语也将会在各分编中得以坚持和沿用。在某种意义上，民法总则内容的确定其实就确定了民法典的立法体例和编排体例。由此可见，这个“第一步”不仅是整个编纂工作的开始，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环节。

首先，民法总则所确立的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自始至终都坚持着一项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抽象地来说就是——只有出于对公共利益进行确认、保障和维护的需要，才能够动用国家公权力，去干涉私人生活、介入市场交易、剥夺和限制私人合法财产。这一点对每个国民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划定了国家公权力可以动用的条件。
相对于现行民事法律的规定，民法总则在某些具体的法律规则上，进行了修改、补充、完善和发展，这些变动都会在我们的生活、工作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产生更为具体和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一定是综合的、体系化的。

一部不能回应时代需求的民法典一定不是合格的民法典，更谈不上是一部优秀的民法典。此次民法总则中有若干条文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回应的是这个时代人们所提出的社会需求。
例如，如何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的年龄下限标准进行调整、怎样的调整方案更加合适？这样的问题在民法总则起草过程中都存在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不会随着民法总则审议的通过而消失，但有一点大家都有共识，那就是必须把自然人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标准，从民法通则中的10周岁进行下调。因为现在的孩子已经跟三十年前的孩子，无论在发育状况、还是在眼界、能力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再比如，30多年前人们根本不会想到会收到骚扰信息、骚扰电话。今天，几乎人人都有手机，甚至不止有一部手机，这让信息安全问题成为这个时代必须关注的话题。因此，在民法总则中将个人信息权作为独立类型的人格权进行确认和保障，这是对信息化时代的新需求做出的回应。

民法总则的很多条文都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它表现在对一个人的关注是从“摇篮”到“坟墓”，并且在“进入摇篮”之前、“进入坟墓”之后，还会受到民法总则的关注。例如，在民法总则中，关于胎儿利益的保护，相对于现行民事法律上所确立的规则，有扩张和深化的趋势。在现行民事法律中，仅仅在继承遗产的场合要求给胎儿特留份，但在民法总则中，只要胎儿出生时是活体，则被更为广泛地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被当做人来看待。这样胎儿除了继承遗产，在接受赠与等方面也受到保护。另外，民法总则还重视对死者的关怀。例如侵害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以说，这是对自然人离开人世之后的关注。

关于“民法总则在起草过程中是如何征集民意的”的问题，王轶回答到，民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每个人的一生，包括出生以前、去世以后都有紧密的联系。一部不能反映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分享共识的民法典，不会是一部得到人们尊重和信仰的民法典；一部不能反映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分享共识的民法总则，不会是一部得到人们尊重和信仰的民法总则。因此可以说，征求民众的意见是伴随着整个民法总则的起草过程的。

关于“后续工作如何推进”的问题，王轶表示，整个民法典的编纂是一项系统工程。究竟编纂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是对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分享共识程度的体现，也是对国家软实力的展现，更是对立法机关立法技术水平的一次检验。有关部门包括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已经启动了民法典各分编的相关工作。2017年2月底，中国法学会已经将中国法学会成立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五个课题组在现有单行民事立法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民法典相关各分编专家建议稿统一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供作下一步民法典各分编编纂的重要参考。民法典的各分编将来具体还会包含哪些分编内容，还要进行具体讨论，进一步凝聚共识。比如，将来是否要有一个单独的人格权编，这还在进一步讨论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