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遇“故知”

　　由于职业原因，我曾在他乡陋巷遇到过操着乡音的背包客，在异域公务时巧逢十几年未见的同学。然而最难忘的，是遇到一些特殊的物件——“故知”，不仅是故人。

　　记得那年逛名气不大、藏品有限的德国汉堡市博物馆，无意中发现一个通体如玉的瓷碗，居然是清朝末年在我老家（大别山麓）出土的。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异国他乡，发现一个古董来自偏僻的故乡，忽然觉得与这个有着“代沟”的小碗产生了类似“他乡遇故知”的情愫。端详着这个算不上是“国宝”级的文物，我感慨不已：也不知这“通灵宝玉”式的物件，在国运衰败、兵荒马乱的年月里，经历怎样一番颠沛流离，远涉重洋落户汉堡？躺在博物馆的日子里，有没有老家的人前来探望过，我是不是第一个来自家乡的观者？这种亲近而又惆怅的感觉，至今依然难忘。

　　令我震撼的“遇故知”，是走进德国柏林夏洛腾堡宫的“瓷器屋”。那是一个周末的上午，无意中推开夏洛腾堡宫鎏金门扉，发现了满满一屋子用中国瓷器装饰的宫室，从墙壁到房顶。腓特烈一世以普鲁士的野心，将3000件青花瓷砌成欧洲最奢靡的东方幻梦——这恰是启蒙时代欧洲“中国热”的缩影。这些瓷器大多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漳州启程，穿越印度洋的风暴与好望角的暗礁。它们本是中国茶商压舱的货物，却在欧洲拍卖行被冠以“白色黄金”之名。当普鲁士工匠将景德镇的缠枝莲纹嵌入巴洛克金饰，当元代渔翁的斗笠竟与希腊牧神的桂冠叠影成趣，两种文明碰撞出绝妙的诗意。

　　300年后，当易北河的斜阳透过水晶吊灯，当青花的端穆与王宫的奢华交相辉映，方知这场“他乡遇故知”的深意——中国瓷器以宋明文人画般的气韵，启发了洛可可艺术何为“留白的庄严”。

　　最近来到英伦，终于盼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他乡遇故知”——参观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那里有一万多件中国文物，每一件都携带一段被劫掠的漂泊史。在一个冷雨渐歇的周末午后，我跟着人流，穿过“中国玉器7000年”的廊道，走进了大英博物馆33号展厅。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辽三彩罗汉坐像，文字说明称是1912年在河北易县一个洞窟里发现的。罗汉坐像与真人大小一般，神情似乎陷入冥想状态，惟妙惟肖，塑像与烧制技艺高超。展馆尽头的墙上是一幅来自河北清凉寺的三菩萨壁画，足有三人高，气势恢宏，不知道当年掠夺者是如何粗暴地切割分开装箱运到这里。细看，画中菩萨的衣冠边缘还留着锯痕，让人扼腕。

　　忽然，我发现转角的展柜里挂有两把春秋青铜剑，2000多年过去剑刃依然寒光未锈，映出战国武士“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孤傲剪影。剑格上的错金纹路，原是铸剑师刻下的祝祷密语，如今却被英文注释敷衍为“装饰性线条”。

　　据说《女史箴图》是中国馆的镇馆之宝，可惜我错过了其真迹展出期，只能看到其电子摹本。《女史箴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集教化与审美于一身的成功典范。遥想1900年，英军约翰逊上尉从颐和园大火中扯出这幅绢画时，不知自己破坏的是顾恺之笔尖的千年气韵。当年大英博物馆用25英镑买下它，如同收购一捆旧报纸。由于相关知识的欠缺，大英博物馆在对《女史箴图》重裱时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明清时期文人留下的题跋都被残忍无情地裁剪下来。每当想起文化珍宝在异国他乡一再受到不公对待，难抑心中愤懑。

　　不管怎样，离馆时的依依不舍更多是为这些文物永失故土而扼腕，短暂的相遇算是完成一场悲怆色彩的“他乡遇故知”。

　　回望游走世界的日子，印象中最激动人心的遇“故知”是在比利时的一所幼儿园里。彼时，女儿即将毕业，幼儿园里要搞一场告别演出。当铃声响起，大幕拉开，女儿第一个从大门里赤着脚跑向舞台，手里挥舞着一面五星红旗。比利时老师居然有此精心的安排，我有些猝不及防，竟然一下子热泪盈眶……

（吴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