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和国家民族命运休戚与共

  记者：请用通俗的语言向《中国教育报》读者介绍您所研究的领域究竟“冷”在哪里、“绝”在何处。该领域的研究意义又是什么？

  赵东月：考古学的“冷”直观体现在学科规模和从业人数上。尽管近年来受传播媒介的变化和发展影响，越来越多人对考古工作的兴趣日益浓厚，但是在实际教学和工作中，考古学依然是一门小众学科。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相关数据，计划到“十四五”时期末，“全国考古人员总数量超过1万人”。其中，从事人类骨骼考古研究的学者，就像是在冷门学科中又独辟一条幽深绮丽的小径。

  另外，我的研究材料得来不易。19世纪以来，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在中亚地区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基本垄断了中亚地区考古学及体质人类学的研究。2009年，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第一次赴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考察，筚路蓝缕，创业艰辛。2017年，作为中亚考古队的一员，我第一次来到这片让人心驰神往的古老热土。田野烈日灼烤，科研条件有限，但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展。

  我现在从事的“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东岸区域古代人群的骨骼考古学综合研究”项目，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确认为贵霜人群的古代居民进行系统的骨骼考古学研究，对于提高我国学术界在丝绸之路遗产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以及深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状况，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王科杰：整体而言，学界对汉唐西域丝绸之路关注较多，对清代西域丝绸之路则鲜有问津，尤其利用汉文、满文、蒙古文等多语种档案史料对清代西域丝绸之路进行全方位探讨的研究更是偏少。

  清代西域丝绸之路的建设与运转，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维护。可以说，清代西域丝绸之路本身即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然而，国外部分“新清史”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夸大了丝路台站差务的繁重程度，甚至渲染蒙古族、回族同胞的应役为“殖民压迫”。实际上，通过大量阅读满文、蒙古文档案可以发现，无论是准噶尔蒙古还是广大回众，均对清廷平定分裂势力、维护边疆稳定、赈济边境贫民等一系列措施心怀感激，对于中央王朝有着强大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因此，各民族均自愿在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应役，维护边疆的繁荣与和平。就此而言，利用满文、蒙古文等多语种档案史料研究清代西域丝绸之路，有助于正确认识相关历史事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此外，长期以来，学界大多围绕经济和文化的主线来开展西域丝绸之路研究，对国家位置的讨论似乎有所缺失。实际上，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西域丝绸之路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开通乃至沿线经济文化的交流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清代尤其如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巩固，是中国历史特别是清代历史的重要课题。如何在以人力、畜力作为主要交通动力手段的前工业化时代，于幅员辽阔的广大疆域内，克服空间与距离上的巨大困难，有效地实现大国治理，是清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因此，研究清代西域丝绸之路，既有助于重新探讨国家在西域丝绸之路中的主导地位，也有利于弘扬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历史主题，丰富“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内涵。

  曲强：我所研究的领域，主要需要参考新疆和中亚、西亚地区的波斯文、察合台文史料，清代的满文档案，以及一些回鹘文、蒙古文、阿拉伯文等史料。语言文字的障碍、文献的稀缺等因素，导致这个领域的研究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相对冷门的。它的“绝”，主要在于学习语言文字的门槛太高，学习资源也少，大多数高校都不具备学习条件。再进一步说，许多相关领域的文献，都只有写本，没有整理本。我不仅要读懂这些语言文字，还要能看懂手写体，这也是一大挑战。

  尽管研究面临很多困难，但探究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发展脉络与形成历程，以及西域地区的历史经纬和边疆治理经验，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存在深刻关联。

  江俊伟：殷周史研究主要基于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字资料。这些文字毕竟距今3000多年，大多数无法直接阅读。我面临的困难，首先是认字，通过了解古文字的结构，将其“隶定”，判断其为现在的哪个字。如果是已经失传的字，只能从字义入手。其次，要通过对照辞例，初步判断字义，进而句读，并分析句子及连句成段后的含义。再次，抽丝剥茧，发掘其中具有价值的内容。

  古文字研究者像是一个侦探，仔细研读资料，逐字、逐词、逐句、逐段，最终得出自己的答案。这样的工作极其耗时、费力，往往一天能够厘清一个字的字形和意思，理解一句话已经是高效率了。现代社会步调快，追求立竿见影，这类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也就逐渐成为“冷门绝学”。在我看来，能够读懂过去读不懂的内容，哪怕一个字、一句话，进而推进殷周史的研究，就是研究最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