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架起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记者：作为青年学者，您选择这个领域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您来说，这个领域最吸引您、最让您乐在其中的又是什么？

  赵东月：我觉得考古工作的魅力在于一半田野，一半书斋（实验室）。傅斯年先生有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种工作方式对于学生时代的我很有吸引力。张光直先生在一篇题为《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的文章中说：“我有时白日做梦，梦见天资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国青年，志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来问我这个老年考古学家对他（她）有何指示，这虽然只是梦境，我还是将答案准备好，以防万一。”读到时，热泪盈眶，觉得舍我其谁。

  真正入门之后慢慢沉淀下来，我发现日常工作虽琐碎，但也充满乐趣。选择人类骨骼考古，最根本的驱动力就是好奇心。作为这颗星球上的智慧生命，自诞生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探索未知之境，但是了解人类自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的工作是通过骨骼上的线索，了解古代人群和他们的生活，透骨见人，抽丝剥茧，去思考和求证每一例人骨的性别、寿命、体质特征、生前的饮食、遭受过哪些疾病的困扰、经历过什么特殊的事件，最后因为什么死亡。死亡后，生者又是如何对待他/她的，经过什么样的埋藏过程，又经过多少年我们才重新遇见。

  206块骨骼简简单单，但是组合起来问题却层出不穷。想尽力解开过去的谜团，架起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可能这就是我一直沉迷于此的原因吧。

  王科杰：2015至2024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期间，正是“新清史”在国内学界引发较大关注的时期。“新清史”否认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颠倒中心边缘、滥用西方理论等疏失，值得深刻反思。

  作为一名中国的青年学者，我希望充分利用汉文、满文、蒙古文等多语种档案史料，摒除理论先行的弊端，在扎实探索的基础上，做出真正符合历史事实且具有主体性的研究成果。虽然学习边疆民族语言难度较大，但我乐在其中。读汉文、满文、蒙古文等多种档案史料，大大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也使我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

  曲强：丝绸之路、西域的历史向称难治，很有挑战性，但这也正是吸引我的地方。西域地区是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字的交流碰撞之地，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有独特的魅力。尽管学习的过程很漫长，但若能独立解读一份文书，或者能读懂别人看不懂的史料，就会很有成就感。同时，这个领域还有很多文献缺乏解读和研究，因此会经常有新发现，更容易产出新成果，这也能让我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

  江俊伟：殷周史研究领域目前还存在许多未解之谜，有些即便前人已经涉足，也仍有商榷的余地。因此，只要肯下功夫，就能“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进而推动研究的进展。

  在我看来，殷周史占据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制高点”之一。这是因为殷商甲骨文是中国最早且最成熟的文字，研究它有助于探寻现代汉字的起源，而甲骨文丰富的内容也为后世制度的源流提供了考证的依据。例如，一般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因此历史上有很多制度可溯源至周代。然而了解甲骨文就知道，周的不少制度又源于商。又如“王”这个字，西汉董仲舒认为三横代表天、地、人，而能参通三者就是“王”。但如果知道“王”在甲骨文中最初的写法，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这仅是汉代人的思想逻辑。每当想到能有类似发现，我总会沉浸其中。